1983年春夏之交，根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的妻子儿女农转非，成为西安市民。半年来，角色的转换也如被鞭打的陀螺一般迅速，行政干部——拉犁者——专业作家。自收自种了一料麦子后，他把土地交回了村委会，却没有把家搬进城市，他自己也从灞桥镇搬回了偏僻的老家，成为村里最特殊的住户，他要冷下心来回嚼他20年的乡村生活体验。《初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酝酿、构思、修改完成的。

小说初稿完成后，《当代》的编辑认为“有基础”，对小说中冯景藩和彩彩这两个人物很感兴趣，希望陈忠实能“充分”写他们；再改后的小说得到文坛前辈秦兆阳的指教，再次指出冯景藩等人物身上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小说发表后，王汶石写信指出冯景藩身上“意念的东西多了点”，还有艺术加工的余地，特别是景藩老汉的思想活动、行为做法，对马驹的态度和举措等方面，处理和描写得有点简单。在给王汶石的回信中，他说他还没有充分揭示出这个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清楚地意识到：“理论的贫乏对于理解生活的深刻性的限制；艺术魄力的过于拘谨对于形象的塑造和揭示的制约；提高理论修养和振奋艺术魄力，这两者对我来说都相当迫切。”王汶石在信中还指出：从艺术地表现生活的广度和厚度上，在生活气氛的浓度上，《初夏》与他过去的短篇小说相比是一个飞跃。《初夏》获得1984年《当代》文学奖。

1985年，发表三部中篇小说：《十八岁的哥哥》（《长城》第1期）、《夭折》（《飞天》第1期）、《最后一次收获》（《莽原》第4期）。《夭折》写一个文学青年如何在失败的悲伤失落中重新挣扎奋起的故事。他敏锐地洞察到新的社会历史变革带给社会的动荡及由此导致的农民精神世界的骚动与不安，捕捉到新的价值观念对农村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存秩序的冲击所产生的农民的苦恼，他试图把握农民在变革时期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复杂变化。

三年中，陈忠实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984年5月，他第一次到上海，参加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小说界》第一届文学奖颁奖活动，实现了他人生的两个突破：第一，他平生第一次吃鳝鱼；第二，在上海城隍庙，他为自己购买了第一双皮鞋。

陕西人不吃鱼，曾被外省人特别是南方人讥笑过，有趣的是，这事竟传到胡耀邦那里，他在陕西视察时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听说陕西人不吃鱼？”其实，并不是陕西人都不吃鱼，不吃鱼的是关中和陕北的乡下人，陕南农村也是吃鱼的。陈忠实自幼生活在关中农村，小时候不仅不吃，还觉得1950年代进西安的东北人、上海人吃鱼很奇怪、很脏，而且他们不止吃鱼，还吃黄鳝、螃蟹、河虾等。改革开放后，鱼是吃了，黄鳝他却从没想过去吃。一天在上海郊区参观后，晚饭点菜时，《小说界》的编辑魏心宏点了一盘红烧鳝丝，问陈忠实吃不吃，他只说他没吃过。魏心宏连声赞叹，说上海市内也很少能吃上这么好的鳝丝，撺掇他尝一下，他夹了一撮，倒没有人们所说“第一次吃螃蟹”的惊险，感觉还不错，再吃，竟吃出不同于猪肉、羊肉、牛肉、鸡肉的鲜味来，之前的抵触大约是耿耿于黄鳝那黑丑滑溜的蛇一般的形态吧。几年后，西安稍有档次的酒店饭馆都有了红烧鳝段、红烧鳝丝之类的菜，陈忠实总会点一道请大家品尝，引起了不少人的侧目、惊诧，原来他不光爱吃苞谷糁就酸菜呀。

在城隍庙，他还买了样小东西——两把不锈钢的小勺子，他觉得从造型到拿在手里的感觉都特别好，用了二十多年都光亮如初，可惜丢了一把，剩下的这把，他出远门常常带着，既方便又环保。后来，他连在西安市内开会吃饭都自带保温杯，尽量不用一次性的纸杯。

说起皮鞋，他感慨颇深，小时候（好像是西安解放前夕）表姐给过他一双皮鞋，皮子硬又磨脚，试了一下就压了母亲的箱底了，1970年代，妻弟给过一双工厂发的劳保用品——翻毛皮鞋，结实却磨脚，他穿了几年，脚上磨出了鸡眼，家里经济条件好些了，布鞋供得上穿时，他就再也不想穿皮鞋了。第一次会见外宾时穿的那双皮鞋是借的，还有点小。这次临行前，妻子嘱咐他买双皮鞋，说好皮鞋不磨脚，上海鞋好。亲戚朋友也好言相劝，说他经济状况好了，也是有点名气的作家了，天南海北的开会，穿家里做的灯芯绒布鞋虽然舒服却有失面子。在一位青年作家的指导下，陈忠实买了平生第一双皮鞋，价位较高，圆形鞋头，宽大气派，明光锃亮的皮子摸起来细腻柔软，他断定绝不会磨脚。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从此进入穿皮鞋的社会阶层了，那感觉有点像陈奂生进城。这个42岁的男人终于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还算高档的皮鞋。这双鞋作为门面，只在外出开会或进城时穿，回到乡下还穿布鞋，所以穿了七八年，九十年代初才换了新的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