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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上海人，是我所知道，现在最通俗解理的一个哲学家。若读其书，不识其人，你不会明白，他是哲学系的出身。
同学处有一本《周国平作品集》，其封面看不出有与《李敖文集》、《钱钟书文集》、《老舍文集》……同者。原来竟是不折不扣一个畅销书（Best-sellor）作家。
然而，周国平何人，语气说来，都不与凡夫不受哲学训练的人同。他的哲学训练，不只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唯物唯心之辩，乃是真正现代化的哲学。是他一个人闯出来的么？不是。《岁月与性情·北大岁月》之第二节即写《影响了我一生的人》。此人不是别个，乃是郭沫若之爱子，周国平的启蒙者，郭世英！
周国平在回忆录里写道：
“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是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一个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周国平不忘下一个论断性的结论：
“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在周国平的眼里，是一个很有思辨明慧的人。不过，文革中被害死了，还被迫害分子诬蔑说是自杀。本来，被捕之后，他父亲郭沫若有机会见了周总理，预备说及此事，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于立群（郭夫人）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
无论是死了儿子的父母，无论是死了朋友的活者，都对世英之死不能忘怀。那是是一九六八年，郭世英只有二十六岁。若不死，我们可知又是一个“国家栋梁”（The pillar of country）。
周国平难忘与世英的交情。说起初到北大结实世英时，他说，世英很与众不同，他不苟合于马列的那一套教条，起码不听教课上怎么灌输。他自己有头脑，会思考，人又顶聪明，很多问题勾弄不清楚，在他手里翻转来去，他都可以付诸怀疑，理出头绪，捣弄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周国平后来读硕士，一直做哲学家，对于真正的现代化的哲学知之也博，回忆起当日还在蒙昧之中的一班哲学生们，他说世英简直有先哲的智慧。
周国平举了一个例子。《北大岁月》之《贫乏的哲学课》说：
“比较起来，郭世英还是有一些哲学性思维的。一年级上学期，在讨论物质和意识的概念时，他提出一个论点：对于每一个认识主体来说，只有自己的意识是意识，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属于物质的范围。这个论点遭到了其余同学几乎一致的反对，而世英则像吵架一样地为自己辩护，争论得面红耳赤，青筋凸露。……在现在，世英也许可以这样表述他的观点：‘[我]的意识是唯一的绝对所与的存在，其余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是[我]的意识的意向相关项，都是作为[我]的意识所构建的对象而存在的。’这正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著名论点。”
郭世英大学一年级就可以达到先验现象学家胡塞尔的认识水平，且可以表述出来，与人争论，岂不是一个很有思辨力的一个年轻人么？无怪周国平对这位英雄般的大哥如此崇拜了。
人啊，不一定要有导师，像周国平那样，生逢不平世，难得遇真师。若他与其他学生那样热衷搞政治游戏，现在也难得大名。不过，若没有“大哥”郭世英的启蒙，他又会走向哪里去呢？谁知道！
怎样自造成才，周国平在《不听课的学生》一节里，写了一段自己的认识。在教育如荒漠，学生如蝼蚁之时，怎样辟出一个自己的学术天地，怎样不作自了汉，怎样在最无味最机械的课堂中，造成一个真正的自我呢？他说：
“大学教育的主旨本应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是灌输，所灌输的还未必是知识，至少知识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条和废话。……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凡是有一点天赋的学生，最好的办法是以尽量少的精力对付课程，给自己留出尽量多的自习时间。现在我鼓励在校的学生向教育争自由，其实是有自己往日的经验为根据的。”
这些话，含着悲歌似的纪念。好象永远没有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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