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看当今社会，喧嚣于文坛、论坛、讲坛的文人雅士甚多。或频频接受采访，或巡回签名亮相，或四处标榜大师，其知名度及社会关注度让古今中外多少文化名人亦自愧不如。与此同时，门类繁多且印着“文化”标签的畅销书充斥其间，仿佛文化繁荣的春天已经呈现。但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人们普遍感觉好书太少，不少有识之士纷纷痛斥“三俗”文化流行，呼唤大师、呼唤精品、呼唤文化繁荣的声音比比皆是。

　　其实，大师是无法“呼唤”的。因为大师的产生，与名利无关、与包装无关，亦无法由什么人或什么机构认定。它是时间长河大浪淘沙后的积淀，是身后历史的“盖棺论定”。

　　与上述那些喧嚣一时的“标榜大师”相反，笔者倒是欣赏一些近乎本色的大家。他们的风范让人们屡屡赞叹。

　　我不知道当今社会的普通人群中，知道钱钟书这个名字的人有多少？我只知道，他如果走在大街上，不会有多少人认识他，更少有人会去请他签名。但他的学术成就举世公认，单其《围城》、《谈艺录》、《管锥编》三部著作，即可使其载入大师行列而当之无愧。

　　钱钟书历来不参加为他举办的各类座谈会、纪念会，甚至会不留情面地责难那些来参会的同仁。以至于在今年十一月社科院为他诞辰一百周年而召开的纪念会上，一些参会同仁或后辈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这在学界传为美谈。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老人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只是想安安心心做学问。

　　一次，钱钟书在回绝一位英国女士的电话求见时说：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

　　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句话后来成为钱钟书的经典语言之一。

　　甚至面对“人情世俗”，他也坚守着自己的准则。大年初二，他一面说着：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一面把前来拜年的一位领导堵在了门口。

　　他不肯加入任何协会，也一概谢绝挂名。一些拥戴者发起成立“钱学研究会”，欲出版刊物，他全力阻止。他事后对朋友说，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了。

　　对自己的身后事，他留下遗嘱：遗体只要两三个亲人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表现了豁达的人生态度。

　　十年前，钱钟书安详辞世，清华园南北主干道飘起了一千只纸鹤，学生们用这种方式，静静地送别他们的老学长；十年后，清华园又飘起了一千只纸鹤，学生们依然用这种方式，悼念这位远去的导师。

　　面对高度的学术声望和社会礼遇，钱钟书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风范和本色。著名翻译家柳鸣九先生认为，……钱钟书保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真我与本色，拒绝了官本位派生出来的种种习性与俗气，。这种习性在现在已蔚然成风，大有成为一种亚文化形态之势。……他虽显赫于朝堂之上，似乎仍怀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

　　正因为钱钟书不为名利、世俗所累，他才能全身心地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取得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果。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围城》，以其幽默的风格、诙谐精辟的语言并充满智慧、哲理的光芒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你有可能不知道钱钟书，但你不会不知道《围城》；即使你没读过《围城》，你也一定知道那句由这本书派生出来的关于婚姻家庭的经典语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至于他的学术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在学术界评价极高。尤其是《管锥编》，是钱钟书研读《周易》等十余部古籍所作的札记和随笔总汇，近为“天书”。至今看过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更少。吴宓赞其：才情学识兼具、新旧中西俱通；学界称其：中国博学鸿儒、当代文化昆仑；世人惊其：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

　　据说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的钱钟书故居，门前冷落车马稀，几多残破、几多凄凉。不知院内那一树梅花，如今是否依然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