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行政管理本其所学所信，卓然有以自树，讲学多年，著述等身，一代儒宗，影响深远，已不待论。日前在其肃穆而吊之者的丧礼中，其共事多年的老友牟宗三先生为述行状，结论到君毅志业，乃在人文意识世界，造端宏大，至为扼要。不过君毅之人文意识，并非袭取西欧学说，徒尊个性；亦非限于宋明理学，但求安身立命；他乃是尊德性，道问学，仁以为己任，而最要去求己立立人，用以求世的。其表明所志所业，在其最后出版之书——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最后一章中有云：[吾知吾之生命中，实原有真诚恻恒之仁体存在，而佛家之同体大悲之心，亦吾所固有。吾之此一仁体，虽只偶然昭露，然吾之为哲学思辩，则自十余岁，即历尽种种曲折，以向此一事物之说明而趋，而亦非只满足个人之理智兴趣，而在自动，亦助人之共昭露此仁体以救世……]（此书于最近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上下两册共一二○三页）我读之，因感到其所秉受，自不同于常人，而为我所亲之君毅做人行径，亦足表彰，故我将君毅之学问著述，让他的同道与学生去为文发扬，而于兹短文，只略及其家教与其信行若干节目。
　　
　　一．
　　
　　唐君毅先生与我算得上是两代之交：其尊人唐迪风先生，在民国十五六年间，寓成都少城支机石街，与我隔邻而居。我于十五年秋，离去北京大学讲席，而同乡在任成都大学教授；家居每夜秘闻迪风先生朗诵孟子，气壮声宏，为之起敬。未岁，由老友彭芸生兄介绍相识，长身美髯，望之有如侠士。又未岁，迪风与芸生创办敬业学录，即以其家为校舍，学生仅二十余人，皆有志于国学研究者；迪风授经，芸生授史，而另一老友杨叔明授诗词。其时，国民革命军至长江，潮流涌入川西，左右互斗，扰攘之至，而迪风诸友闭门讲学，一以端本为务，铉歌之声不绝，我亦时被邀讲演，感到一堂肃然。
　　
　　迪风每早起散步，我时遇之于街头支机石小庙门外。庙只一亭，内供一长石，传为张骞凿空，逢织女，赠以此石，归遗于此，显然神话，好事者故实之，但庙门侧有石碑刊[严君平卖卦处]，则近于史事。相遇，迪风习留我共坐亭边飞来椅上，对深秋银杏老树黄叶，高谈世道人心，太息大乱将作，势难收拾；如何为民族保存一线生机，如何为学问留下一些种子，慷慨激昂，语声惊路人，但迪风讲书，则入佛出儒，深细而有条贯，其学生常向我称道之。据老友刘泗英兄（现住台北）告诉我，迪风课子甚严，当民十之秋，重庆府中学校长熊浚（禹治），礼聘成都国院（为清末名经师廖平所办）一批名流学者如蒙文通，杨叔明诸氏前来任教，而迪风亦挈其子君毅以来教经史，同住校中。时君毅年方十三岁，在校中已感受[五四]之新潮，泗英为之讲时事，常起立问难，师每为之语塞；迪风闻之，加以训斥，而泗英则嘉其年少即有思致，不以为忤。泗英并言，迪风在重庆报刊偶发表时论，笔号战风或战峰，气盛言宜，为朋辈所推重，称之为硬汉云。
　　
　　二．
　　
　　我之得识君毅，已在一九五○至五一年间，大家亡命香港之时。其时，君毅与钱穆、张丕介诸位正创办新亚书院，托广东友人刘尚一为觅校址。得尚一介绍，君毅曾读我文章，知我已久，因请我共襄此一穷书生的艰难缔造之业。惜我当时感到香港环境欠佳，有点乌烟瘴气，极思离去，未几即走南洋避嚣，未能应新亚讲学之聘。
　　
　　及一九五九年夏，我自南洋返香港，而新亚书院已略具规模；后此农圃道校舍建立，学生中人才辈出，驰誉海外，而香港大学也借重新亚教授前去讲学以增声光，君毅在此时中，可算得乐育英才，行其所志。然而读君毅此时所发表之文章，则或悲同学故友之盲目枉死，或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无不表现其悲天悯人，痛切而诚挚，其志向不在一室之内，教化少数学生，即认为尽其能事。君毅之讲学，并非[只为满足个人之理智兴趣，而在自助，亦助人之共昭露此仁体以救世]。前面我已特为标出；此其本于恻怛之情，大悲之智，君毅所称为[仁体]之义，故能光照大千，说法动人。君毅之立言立德，势将不朽，即在于此。然而在功利主义弥漫一世，今日能了解而附和之者，又能有几人为此其辛苦创办之新亚书院亦终于不保！君毅既能以其大情广照大千，对于其学术精神所寄托之新亚又岂能无情，此其不惜起而争之。但君毅所争，不在独立书院之制度，而在独立讲学之精神，抗争乃顺其恻恒之情以发，此我之所以赏识君毅为性情中人，而非袖手以谈心性之若干理学家也。
　　
　　幸得同道之助，新亚研究所未几即得建立，我尤其赏识君毅之能锲而不舍，有其父风，足称硬汉。故在研究所中，我不辞衰年短学，初为之公开讲演四次，继为之担任课程两节，于今兹又两年；亲见君毅对每位教授均能招待周到，对每一位学生皆能考敷尽心；且应付海外学人相继来访，开会甚多，而又留心世变，写作不绝。——君毅不免过劳，而因致病。
　　
　　三．
　　
　　观人于微，于小节处可见其大。兹文未了，我尚应对我所亲见的君毅行径中之小节处，略述一二。当君毅在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时，其薪水收入当校他时为稍丰。但其平日所余下之薪金，至农历年底，必以分赠于困难之亲友及其后辈。君毅从不告人，我所以知之，因某年腊月近除夕，一老友之子有远行而乏路费，老友函君毅与我助之。我在珠海教书，钟点虽多而收入则少，我之微薄助力，当然不够，乃怀友书挈友子，往晤君毅。君毅异我来迟，表示其分配所余，或已不多，立命夫人取出万余港币名单，计数之后，尚余五百，即以之付友人之子，并留午饭，且对远行此子奖励一番，并嘱其问候乃父，足令其受赐而无愧怍，霭然仁者之用心，我深佩之。
　　
　　连年以来，在应酬场中，君毅与我同席时不少。每有我在，君毅辄辞上座，称，幼椿先生系其父执，不能逾越，以今之少年不学，喜谤前辈自炫，比较之下，君毅为谦德可风。至其中学老师刘泗英兄每次自台来港，君毅必招待尽礼，并喜听泗英谈当年乃父与泗英共事时诸情况，以遂其孺慕之忱。
　　
　　至君毅病殁之前一周，已经气喘，而尚来新亚研究所上课。不过登上四楼，甚为吃力，而在二楼图书馆中讲授，我则在四楼，忽闻我妻因伤脊骨送入医院，乃立即登楼问讯，喘气不已。我大为感动，劝其不宜为此过劳，必须休息。君毅答我：[活一天，便须尽一天自己的责任。]君毅直能忠其所业，鞠躬尽瘁，做到了最后一分钟，诚无所愧怍于天地之间！
　　
　　（原载明报月刊第十三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