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五十年前所写生活忆述中“客观的悲情”章中之一段﹐记自初遇态先生起至抗战期间吾个人之遭遇以及所亲炙于熊先生者。熊先生于民国五十七年初夏逝于沪寓﹐吾讫未能撰文纪念。今将此文发表﹐抒写一真生命之屹立﹐兼表纪念之意。至于熊先生一生学问之详述﹐则请俟诸异日。此文前尚有两章﹐一曰直觉的解悟﹐一曰架构的思辨﹐曾发表于“自由学人”。此文乃承前而来者﹐人见之或有突兀之感﹐故略赘数语以明缘起。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著者识。
　　
　　我从美的欣趣、想象式的直觉解悟，转入“为何”、“如何”的架构思辨。这架构的思辨是抽象的，是纯理智的，是与现实无关的。这用存在主义的词语说，是“非存在的”。这样才能接上希腊传统的“学”。但我在“非存在的”领域中，同时也常被打落在“存在的”领域中，正视着“存在的”现实。在时代的不断的刺激中，我不断的感受，不断的默识。在不断的默识中，我渐渐体会到时代的风气、学术的风气、知识分子的劣性、家国天下的多难、历史文化的绝续。这一切引发了我的“客观的悲情”。由这客观的悲情引我进入“架构的思辨”以外的义理。由于对这义理的渗透，我始能明白这一切之所以如此与所以不如此之“精神上的根据”。
　　
　　我之接触到这一线，其最初的机缘是在遇见熊先生。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所以我这一章必须从这里说起。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民国廿一年，那时我廿四岁），有一冬天晚上，我到邓高镜先生家里去，他说我给你一部书看。拿出来，乃是《新唯识论》。署款为“黄岗熊十力造”。这署款，在一般说来，是很奇特的，因为普通没有这样。我当时就很震动。拿回宿舍，我一晚上把它看完了。开头几章，语句是佛经体，又是接触的佛学问题，我不懂。后面渐渐成为魏晋诸子的文章，看起来比较顺过了。我感觉到一股清新俊逸之气，文章义理俱美极了。当然这只是我匆匆读过后的一霎之感，其内容的原委，非我当时所能知。第二天晚上，我即把这书送还，并问这人是谁。他说我们明天下午即约他在中央公园吃茶，你也可以去，我给你介绍。第二天下午，我准时而到。林宰平先生，汤用彤先生、李证刚先生俱在座。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象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那时身体不好，常有病。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权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们在学校中，个个自命不凡，实则憧憧往来，昏沉无觉，实无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邀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有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我当时好象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此后我常往晤熊先生。他有一次说道，你不要以为自己懂得了，实则差得远。说到懂，谈何容易。这话也对我是一棒喝。因为在北大的气氛中，学生方面从来没有能听到这种教训的，教授方面也从没有肯说这种话的，也不能说，也不敢说。这也是一个很显明的对照。我由此得知学问是有其深度的发展的，我有了一个未企及或不能企及须待努力向上企及的前途。我以前没有这感觉，以为都可在我的意识涵盖中，我只是未接触而已，一接触未有不可企及者，我只是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中。我现在有了一个超越而永待向上企及的前途。这是个深度发展的问题，时时有个超越前景在那里，时时也使我返照到自己的生命现实之限度与层面。故我虽不轻易许可人，然亦知艰难与甘苦。我不许可人，因为我知道一般人的心思停在何层面上。这是一下子可以对照出来的。一般人只是停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的层面上。他们也知道学问无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们的这个知道只是属于故实的、材料的、经验的、知识的。这种知道实在不能说“前途”的，所以他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的有所谓只是炫博斗富。他们不承认有德性义理的学问，他们也不知道人格价值是有层级的。他们也知道，但他们所知的，只是某人有多少考据知识，学问有多博，这和某人有钱，某人有权有位，是一样，都是外在的、量的、平面的。所以他们可以看不起圣人，可以诟诋程朱陆王。这种卑陋无知，庸俗浮薄，实在是一种堕落。这症结，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始终未感觉到有深度发展的问题，他们只是广度的增加或减少。只有德性义理的学问才有深度的发展。他们不承认这种学问，所以他们没有深度发展的感觉。他们的生命永远是干枯的、僵化的，外在化于材料中而吊在半空里，他们永不会落在“存在的”现实上，所以他们也永不会正视现实，只藏在他那教授的干壳中以自鸣清高。实则是全无器识，全不知学问为何物。
　　
　　有一次，冯友兰往访熊先生于二道桥。那时冯氏《中国哲学史》已出版。熊先生和他谈这谈那，并随时指点说：“这当然是你所不赞同的。”最后又提到“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冯氏木然，不置可否。这表示：你只讲你的，我还是自有一套。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瞶，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然而冯氏，依旧聋依旧瞶。这表示那些僵化了的教授的心思只停在经验层上、知识层上，只认经验的为真实，只认理智所能推比的为真实。这一层真实形成一个界线，过此以往，便都是假定，便都是虚幻。人们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是无法契悟良知的。心思在昏沉的习气中，以感觉经验来胶着他的昏沉，以理智推比来固定他的习气。自胡适以来一般名流学者，只停在这层次上。大家亦只处在这层次上，来衡量学问之高低。实则无所谓高低，只有多少。实则亦不只自胡氏以来，自明亡后，满清三百年以来，皆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人们的心思不复知有“向上一机”。由熊先生的霹雳一声，直复活了中国的学脉。由“良知之为假定”，即可知冯氏的哲学史（其它不必说）全部不相应。他后来坚持他那“不相应”，造撰而为《新理学》，以及又后来之投共而无耻。良知由假定转而为泯灭，于以见他那一切知识学问全成为黏牙嚼舌之工具，毫无灵魂可言。
　　
　　这些重要的关节，使我常常被拖到“存在的”现实上，亦使我常常正视这“存在的”现实，而体会另一种义理，这便是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这另一种义理就是关于生命的学问。不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上，是不能接触这种学问的。存在的领域，一是个人的，一是民族的。这都是生命的事。西方的学问以“自然”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从自然到生命，既须内转，又须向上。因为这样才能由“存在的”现实而契悟关于生命的学问。我之正视生命不是文学家或生命哲学的讴歌赞叹。因为这样只是生命之如其为生命而平置之，这还是“自然的”。其所讴歌赞叹的仍只是自然生命之自己。自然生命之冲动是无可赞叹的。这生命当然有它一套的东西，须要正视，但不能就这样“如其所如”而积极地肯定之。我之正视生命是由一种“悲情”而引起。国家何以如此？时代精神，学术风气，何以如此？难道说这不是生命的表现？但何以表现成这个样子？于以见生命本身是极没把柄的，无保障，亦无定准。但它可以作孽，它自作孽，它自受苦，明知受苦而想转，但又转不过来。于以见生命本身有其自身的一套，好象一套机器，不由自主地要滚到底。它有它的限度，也有它的无可奈何处，这是可悲的。民族生命如此，个人生命亦如此。人类的生命史是可悲的，亦是可喜的。何以会如此？这不能只看生命本身，这须透到那润泽生命的德性，那表现德性或不表现德性的心灵，这里便有学问可讲。这里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根源。我由世俗的外在涉猎追逐而得解放，是由于熊先生的教训。这里开启了一种慧命。这慧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而中土圣哲，则愿叫做“慧命”。
　　
　　抗战军兴，这当该是个庄严的神圣战争。就连日本人也认为民国以来无义战，只有这次是“大义所在”，所以中国人都联合起来了。义之所在，无论敌我，都要承认的，只是“各尽其义”而已。可是，如果我们的抗战真是大义所在，生死斗争，则他们的侵略便是不义的了。他们是以利为义，这在开始就输了一筹。我们真是义之所在。可是黄帝的子孙，中国人哪！究竟对于这“义”这神圣的战争，有多少觉悟呢？何以是义？义的根源在那里呢？何以是神圣？神圣的根源又在那里呢？朝野上下并没有多大的了解，并没有足够的深度的觉悟。政府在此并没有正视建国的意义，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建国亦并无清楚的意识。大家对于抗战有清楚的观念，因为是打日本。就是这点，还有共党是例外，因为他们的真理标准别有所在，并不认为这是不可摇动的大义所在。对于抗战有清楚的观念，而对于建国却并没有清楚的意识。建国是严肃而神圣的工作，是民族“尽其性”的工作。一个民族不能作到政体建国，便是未能尽其民族之性。亦如一个人之未能尽其性，便不可说是一个人格的存在。对于建国无清楚的意识，这表示黄帝的子孙在本源处已经提不住了，全落在物化的机械中了。大家都不痛切觉悟到何以是义，义的根源在那里，何以是神圣，神圣的根源在那里。所以政府一味泄沓，只是私利的占有。知识分子认为义、神圣，都是虚妄的名词，因为在他们的知识学问中，在他们的考据中，在他们的科学法中，都不见有义的地位，有神圣的地位。抗战只是民族情感而已。他们跟着政府走，只是顺俗，不好意思不走而已。若按照他们的理智推比，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的。这好象希腊的怀疑论者，当他的老师陷在泥坑里，他却在旁边怀疑着，我究竟救他不救他呢？救他比不救他有多少好处呢？有甚么坚强理由使我非救他不可呢？一疑两疑，其老师死矣。中国的知识分子亦如此，他们的学问中没何义，没有神圣。因为他们都是理智主义者、科学一层论者。生命、情感、抗战，在他们看来，都是漆黑一团的，没有什么道理的。如是只是顺俗逃出来，让它去，我还是我的那套意识观念。有义而不能知其为义，有神圣而不能知其为神圣。不知，所以不能肯定，义与神圣都成了空名词。共党提出了唯物论，根本否定了义与神圣。他们是以阶级为标准，他们只是想夺取政权。他们嚷抗战，不是以其为义之所在，他们是想利用这机会，混水摸鱼。所以毛泽东说：“抗战十年，我们的力量就可以与国民党等。”这是大家在不能正视义与神圣中，在不能正视建国中，一起物化，所必有的结论。毛泽东真有此聪明，他看清了这必有的结论。政府只在私利中防堵，是防不住的。如是，中国死矣。我为此而悲。黄帝子孙何以堕落到这种地步！
　　
　　抗战初期，生活艰困。我在广西教中学一年。应友人张遵骝之邀，至昆明。无职业。租一小屋居住，生活费全由遵骝担负。遵骝，张文襄公（之洞）之曾孙，广交游，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好善惟恐不及，恶恶则疾首痛心。民廿六年春，吾在北平主编《再生》杂志，彼藉买杂志之名，亲到社中相访。相见之下，推诚相与，遂有往还。未几，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彼走天津，吾亦旋到。彼言其父已去长沙，彼即将前往。留一地址，嘱有缓急，可相告。吾旋去南京，不半月，京沪撤退，吾至长沙。常与其父忠荪先生叙谈。彼时北大、清华已迁衡山。遵骝随校从读，来函相邀游南岳。当时局势危殆，有瓦解之势。学校朝不保夕，政府无暇顾及。人情汹汹，学生多有走陕北从共党者。教授亦多纵容之，无有为立精神之主宰者。惟钱穆先生，因富历史传统意识，慷慨陈辞，多有讲述。吾至南岳，因遵骝之介，多与诸生相晤谈。吾以“向上一机”向有志气有血性之青年言。而教授们则阻挠之，以为吾是为某党作活动。冯友兰则大忌之，彼放出空气，嗾使在校学生不得与某言。贺麟、沉有鼎辈则讥笑之。吾见此种种，大为失望，于以知知识分子之自私，与无能为。吾人微言轻，徒有热诚，而莫可如何。生活且不得饱，遂由长沙走桂林。遵骝资助其路费。在广西一年复去昆明。
　　
　　时昆明在大后方，人情恬嬉如故，无复有迫切之感。既无理想，亦无愤发。民族之生死斗争，俨若与己无干焉。让它去，拖着混。事后，人或以为此是中华民族之幽默，无论如何紧张，如何严重，而总有轻松之闲情。此虽可如此妙说，而究非自立之道。
　　
　　吾在昆明，日处斗室之中，草写《逻辑典范》。暇则散步于翠湖公园。一日，遇一面热之人，忘其姓名。彼迎面而谓曰：汝无职业，状颇自得，君其有办法乎？吾曰然。其实吾毫无办法，惟赖遵骝资助耳。遵骝亦不充裕，寄居其姑丈家。吾内心甚急，遵骝亦急。彼托人谋之于云大，欲得一讲席，终不成。盖云大本有此缺，其系系主任某已推荐朱宝昌，宝昌燕大毕业，亦学哲学者，与熊先生亦有关系。吾闻之，颇坦然。盖既同道，又同是天涯沦落人，彼得之，彼可稍安。吾不得，吾暂不得安，无关也。时熊先生在重庆，函汤锡予先生谓：“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汝何得无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让其飘流失所乎？”汤先生答以胡先生（案：即胡适之先生也）通不过。时胡氏在美，早离北大，犹遥控校事，而校中人亦慑服于其阴威下，而仰其鼻息。吾从不作回北大想，因吾根本厌恶其学风与士习。吾在流离之中，默察彼中人营营苟苟，妾妇之相，甚厌之，又深怜之。吾固为学风士气哀。胡氏只能阻吾于校门外，不使吾发北大之潜德幽光。除此以外，彼又有何能焉？此固不足萦吾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哉？惟吾所耿耿不能自已者，学风士习为其所？丧耳。北大以新文化运动闻名海内外，新文化运动，其目的当然是在复兴或改革中国之文化生命，以建设近代化之新中国。这当然是中国自己的事。中国知识分子关心自己的文化与国家，无论其思想内容为如何，这超越的形式的函义总是好的。这是北大唯一可取处。人于模糊中总认为北大是中国的，而又有文化意识与学术意识的学府，不是殖民地的教会学校。亦不是无颜色灵魂的技术教育。一般人之所以有这样认定，实在是不自觉地就那超越的形式的函义而如此认定。但此超越的形式的函义实在只是五四时新文化运动之原初动机之求中国好所膨胀成的一种气氛。原初动机之求中国好，这只是一动机，太空洞无内容了。故这原初动机所膨胀成的那超越的形式的函义并不能为人们所正视，相应如如而实现之，因此那超越的形式的函义只是留在脑后，飘荡在半空里。只能为有感觉的人所感到所嗅到，而一般人则为其思想内容所吸住，纷驰散乱，胶着于特殊之现实（内容）而滚下去。新文化运动之内容是消极的、负面的、破坏的、不正常之反动的、怨天尤人的。因而与那原初动机适成背道而驰。与那超越的形式的函义相违反。这里并没有积极的健康的思想与义理，并没有畅通自己的文化生命，本着自己的文化生命以新生与建国。那对原初动机无成果，对那超越的形式的函义无成果的一阵风过去了（因为其思想内容与这相违反，自然无成果），人们也不讲运动了，也不讲文化了（亦根本无文化意识），而只随那纷驰散乱的特殊内容而胶着了，而僵化干枯了，而转为浅薄的干枯的理智主义，饾饤琐碎的考据转而为反思想反义理。因为五四时的新文化运动，本无在生命中生根的积极的思想与义理，只是一种情感的气机之鼓荡。它只要求这，要求那，而并无实现“这”或“那”的真实生命，与夫本真实生命而来的真实思想与义理。情感的气机鼓荡不会久，自然是一阵风。而且无思想义理作支持的鼓荡亦必久而生厌，因为其中本无物事故。此所以新文化运动后一跤跌入零碎的考据中，以为唯此考据方是真实而踏实之学问，以前之扰攘只是造空气之虚荡，今空气已成，自不需再有那种思想上的鼓荡了。他们认为思想义理只是空而无实之大话，只是造空气之虚荡。他们说了大话，造了空气，自收其堕落之果，所以再不准讲思想与义理了。他们对于思想与义理来一个反噬，对于“文化”与“运动”来一个反噬。此即为学风士习之？丧，吾所悲者即此耳。北大之潜德幽光岂不应再有发皇乎？就那原初动机，就那超越的形式的函义，相应如如，而以真实生命与夫本真实生命而来的真实思想与真实义理以实现之，此是北大之真德与真光。这实现只有两义：一、在客观实践中复活创造的文化生命，二、本自本自根的创造的文化生命以建设近代化的新中国。复活自本自根的创造的文化生命，便不能不有畅通自己的文化生命之积极的真实思想与真实义理。如是，五四时的新文化运动之负面的破坏的思想内容便不能不再来一个否定而归于拨乱反正之正面的与健康的思想内容。此则必扭转那浅薄的干枯的理智主义。至于考据，则其余事。考据本身，并无不是。单看其套于何种学风，是否能有考据以上的识度与雅量耳。如此而恢弘北大之真德与真光，方是承载中国文化生命之北大，方是有文化意识与学术意识之北大。彼等堕落而歪曲了北大，乃是北大之罪人，篡窃了北大。吾焉得不悲？当年蔡元培先生气度恢弘，培养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能容纳有真性情、真生命之学人，藏龙卧虎，豪杰归焉，虽驳而不纯，荡而无归，然犹有真人存焉。而今胡氏辈排除异己，窒塞聪明，？丧生命。依草附木，苟且以偷生之无耻无知之徒，竟谓北大当年何故请熊十力为教授。此丧心病狂之坏种，竟尔窃据学府，发此狂吠。殊不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正在其能请熊先生与梁漱溟先生诸人耳。庶孽无知，不但北大之罪人，亦蔡氏之罪人也。而被恬不知耻，犹假“北大”以偷生。彼区区者何足道，正为其谬种充塞，瞎却天下人眼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