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文章中呼吁：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在胡适的影响下，罗隆基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等文章，梁实秋也写了《论思想统一》，直指国民党执政后的恣意妄为、倒行逆施。

　　陈德征恼羞成怒，在题为《胡说》的文章中斥责胡适：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

　　胡适在陈德征文章边上批道：“可怜陈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

　　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对陈德征作了评价：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下层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陈德征便是典型代表。。。。。。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

　　而纵观陈德征一生，他还坚守了“不做汉奸”的底线，且对自己的国家怀着赤诚的心。在1927年至1930年四年中，陈德征写了大量“反日”或者研究日本的文章，数量甚至多于鲁迅，1928年济南惨案后，除发表“悼蔡公时同志”外，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起“反日宣传运动周”。

　　陈德征还坚持让自己的儿子陈星弼认真学习科学技术，为国家做点实事，使陈星弼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山源是陈德征的同学，并与陈创办“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他评价陈德征说：“没有当汉奸，还有一些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