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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经福州雕版名手吴玉田雕成后，初次印刷100本，分送林纾、王寿昌、魏瀚三家亲友传阅。由于初版印数极少，目前，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分别藏有一部初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十分珍贵，乃至福建馆藏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封面书签和扉页都散失了。 说起来，关于翻译外国小说一事，林纾起先是推脱的，他有自知之明——不懂外语如何翻译？可禁不住好友再三动员，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的27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写出了一百多篇针砭时弊的文章，还用犀利的文笔撰写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四十多部书。最重要的，林纾与王寿春、魏瀚、严培南、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洋小说，有许多出自外国著名作家之手。 据统计，林纾自45岁初涉翻译，到71岁辍笔，27年中，共翻译出版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瑞士、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等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超过180种作品（不包括未刊印的)，共计一千多万字。其中世界名著有《茶花女》（《巴黎茶花女遗事》）、《老古玩店》（《孝女耐儿传》）、《大卫·科波菲尔》（《块肉余生记》）、《堂·吉诃德》（《魔侠传》）、《鲁宾逊飘流记》、《伊索寓言》、《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威尼斯商人》（《肉券》）、《罗密欧与朱丽叶》（《铸情》）、《哈姆雷特》（《鬼诏》）等超过40种。 令人惊叹不已的是，林纾翻译速度惊人，往往是口译者话音刚落，林纾的译文已经译就，并且多数无需修改，脱手成章。林纾通常每天工作4小时，可翻译6000字左右。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始以“林纾小说丛书”形式陆续刊行林纾的译作，“林译小说”也成为专有名词受到社会确认。胡适曾说： “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就。” 康有为在致林纾信中亦称赞他：“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林纾愧不敢当，认为自己不宜与严复大翻译家并列。因林纾不谙外文，而合译者文学修养也有不高的，造成一些译作质量参差不齐，以致浪费笔墨误译了二三流小说。但“林译小说”还是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林纾由此被人誉为“译界之王”。其译作可称“西方的《红楼梦》”。建国初期的文化部副部长、福州乡党郑振铎则称赞林纾的译作：“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不过，最早肯定林纾译作的，或者当属以翻译英国《天演论》著称的严复。 1904年，严复写诗《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夸奖林纾，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在27年的翻译生涯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但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关于这一点，英文功底极其扎实的钱钟书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在15300字长文《林纾的翻译》里详细点评林纾：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后来，我的阅读能力增进了，我也听到舆论指摘林译的误漏百出，就不再而也不屑再看它。它只成为我生命里累积的前尘旧蜕的一部分了。 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大家一向都知道林译删节原作，似乎没注意它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增补原作。这类增补，在比较用心的前期林译里，尤其在迭更司和欧文的译本里，出现得很多。或则加一个比喻，使描叙愈有风趣，．．．．．． 林纾四十四五岁，在逛石鼓山的船上，开始翻译，他不断译书，直到逝世，共译一百七十余种作品，几乎全是小说。传说他也可能翻译基督教《圣经》。据我这次不很完备的浏览，他接近三十年的翻译生涯显明地分为两个时期。‘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之间的界标。在它以前，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 有趣的是，林纾最推重自己的古文，不满康有为赠诗称赞他的译著,而不谈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所以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里也证实： “林纾不乐意人家称他为‘译才’，我们可以理解。．．．．．．就表示一般人的成见以为翻译家是说不上“文雅”的。一个小例也许可以表示翻译的不受重视。” 五 林纾晚年自称“蠡叟”、“长安卖画翁”（林纾善画）等，思想转向保守，这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 “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 林纾虽然一生没有在清朝做官，却从1913年4月开始，到1922年4月5日止，10年内11次谒光绪帝的崇陵。并在1922年11月，宣统溥仪结婚时，林纾亲手绘制四镜屏进呈。溥仪赐给林纾“贞不绝俗”匾额，并赠送许多袍料、褂料。林纾为此专门写下《御书记》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同时写信给福州同乡郑孝胥报喜。 1917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当时北大不设副校长，文科学长仅次于校长）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在1月1日（第2卷5期）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打响“白话革命”第一枪；紧接着在下一期，于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陈独秀写的《文学革命论》，对胡适表示声援——鼓励以白话代替文言。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5期又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也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对“白话革命”，中国封建势力的遗老遗少大加攻击，年轻时“狂生”激进的林纾，到晚年却思想保守，这时带头反对。 1917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上刊出他写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信《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指责北大：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17年3月21日，蔡元培很快发表回信《复林君琴南函》，对林纾做了针锋相对的驳斥。随后陈独秀也写下《林纾的留声机器》《婢学夫人》；鲁迅写下《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对林纾进行批判。而此前，林纾已经写出《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后于1917年4月又在《文艺丛报》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公开反对提倡白话文。同年，他还与严复、马其昶、梁启超等二百余人发起组织北京孔教会，倡导“尊孔读经”活动。 1924年6月10日，年迈体虚的林纾生病。两个月后，于8月26日夜里卧床不起。8月28日，林纾写下绝笔书；同时为子弟书遗训十多条。10月9日凌晨（丑时），林纾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73岁。 林纾病逝后，灵柩暂厝北京南郊的龙泉寺。一年后——1925年，家人将之归葬于福建省闽侯县北五十里的白鸽笼。弟子为林纾私谥“贞文”。一代“狂生”林纾就此走完他的一生，留下卷帙浩繁的译作和专著也算不虚此生。 此文已发2013年5月号《政协天地》我的专栏 2013、4、10—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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