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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期间赵树理也曾上过万言书

时间:2013-06-27 09:53来源: 作者:老韩 点击:
  1958年底的大跃进期间,为体验生活,赵树理被任命为中共山西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此时,此处正在大放各种“卫星”,该县一个仅有32人的剧团,就要完成诗歌6万首,大型剧本40个,中型剧本100个,小型剧本1500个,还要演出大小节目5300个场,称之“文艺卫星

  已经96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齐武先生新近印制了一本回忆录《清偿集--八十忆往》,内中有一篇“与赵树理同志‘共事’及其他”,述及1946年起,俩人同在华北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以及解放后的种种交往。书中披露了一段史实,就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赵树理也曾经给当年的《红旗》杂志写过一封“万言书”.


  作者说,赵树理是民间文学家,不是理论工作者,他说过多次,承认自己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着作。所以,建国后,胡乔木让他闭门读书,是不无道理的。据《赵树理年谱》记载,1951年年初,46岁的赵树理调到中宣部担任文艺干事,主要人物是读书。谱主自述“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本,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


  就在这年夏季,山西省委曾给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报告》,到了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叙述:“草案初稿写出后,毛主席提议向熟悉农民的作家们征求意见。陈伯达就将初稿送请赵树理同志看”.赵树理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那时毛主席是很注意听不同意见的。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后来,草案作了修改。还有的资料记载,开会时,陈伯达专门让赵树理第一个发言,没想到赵树理兜头就是一句大实话:“农民还是愿意单干。农民并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陈伯达气得直跳脚,说你这是右倾言论!赵树理的意见,其实是不赞成上边所支持的那种急于搞合作化的极“左”路线。1956年8月,他在给长治地委书记的信中就说:进入社会主义了,反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他语含讥讽地说:“说了好多的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他甚至指责当时的一些做法,是没把群众当“人”.(见《赵树理文集》第四卷)。


  1958年底的大跃进期间,为体验生活,赵树理被任命为中共山西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此时,此处正在大放各种“卫星”,该县一个仅有32人的剧团,就要完成诗歌6万首,大型剧本40个,中型剧本100个,小型剧本1500个,还要演出大小节目5300个场,称之“文艺卫星”.他们特请赵树理去讲话鼓劲,不料他劈头却说:“我给你们泼冷水来啦!我一个专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诗是语言的精华,你们一个晚上怎么能写出几十首呢?别说放‘卫星',我看连个’起火‘也放不成。你们年纪轻轻,可不能养成吹嘘夸口的毛病!”他还针对当时大跃进浮夸风、亩产皮棉数字节节上升的现实,与县委主要负责人发生了冲突,质问:“一亩地能种多少株?每株能结几个桃?每个棉桃能摘多少花?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对党和群众负责。”


  到了1959年,面对令人忧虑的农村现实情况,赵树理给《红旗》杂志写了一封“万言书”,题目是《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这份长稿的具体内容,至今不得而知,但内中肯定会有赵树理平素里常讲的那些话,“县委、公社、大队不要干涉农业生产,农民知道怎样种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领导农业生产只能是瞎指挥。”“农民想吃啥就让他们种啥,何必限制的那样死。”在文坛上一片“诺诺”声中,赵树理却发出了自己的“谔谔”之言。齐武书中提到,他不会不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大将军的“万言书”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还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明明有这样前车之鉴,可是赵树理却逆风而上,给《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这份万言书。年谱记载,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斗争中,陈伯达忽然想起赵树理写给《红旗》杂志的这份稿子,认为是“右倾”,批转给作协党组,让进行批判。之后,在大会、小会上多次批判达三个月。后来升级为“赵树理跟彭德怀是’一个腔调‘,两人’一唱一和‘.”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去把赵树理作为“黑线”作家批判外,主要是根据他在阳城任职期间发表过一些反对“左”倾错误的议论,因而把他当作“走资派”来重点批斗的。他的一些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信件、文章,都被说成是“攻击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就在他被迫害致死的1970年7月,《山西日报》发表重头文章《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又掀起新的批赵高潮,不到两个月,赵树理就含冤去世。到年底为止,这家报纸发表的批赵文章达七十余篇,仅本报社评就有38篇。更有人明确地提出,赵树理之死,是由于他公开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而“万言书”带来的灾难,更在其中。


  现在,有传记文学作家称赵树理的小说是“问题小说”,对农村存在的问题“痛若切肤,无所顾忌地代农民执言,千方百计涉及解决。”可以视为“三农”文学的早期经典。可惜的是,60多年前,国内曾大力宣传过文艺界要走“赵树理方向”,但到了“各领风骚没几天”的今天,还有几个人去读和能读懂赵树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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