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来，中国戏曲史上有一个独特的戏剧名称——包公戏。包公戏涉及戏曲种类众多；剧目更多：《秦香莲》、《赤桑镇》、《三侠五义》、《打龙袍》、《乌盆记》、《铡包勉》、《陈琳抱盒》等等，不胜枚举。包公戏情节曲折，是非分明，南北流行，长盛不衰。戏台上的包公不仅清正廉明、铁面无私、执法如山，还能上通天神、下谙鬼魂，甚至染上了神话色彩——乃天上下凡的文曲星——包拯已被塑造成一个半人半神、仙凡合一的人物。
　　
　　包公戏的广泛流传，意味着民众对深重苦难的社会现实之无奈；显示了在没有法纪的社会里，平民百姓生存之艰辛和难于祈求公平正义的痛苦；只能借戏剧宣泄情感，抒发对天理法治和公道的渴望。戏剧是社会众生相的缩影，是民生状况有声有色的图景。戏台上的包公即是百姓心中的包公。包公已成为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心灵寄托。在他身上凝聚了专制社会里黎民百姓企盼清官、向往公正的强烈愿望；希望有为民作主的清官降临人世。然而，名臣无数，为何偏是包拯成了流芳百世，万民敬仰的“青天”呢？
　　
　　包拯，北宋天圣年间中进士，三十岁开始做官，先后在天长、端州，庐州、池州、江宁任地方官；也曾历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权三司使等京官，最后病倒在枢密副使任上。终其一生，包拯大多岁月担任县州一级的地方官，五十岁时才被提拔进京任监察御史。论官职，包拯不如同样刚直不阿、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的宰相寇准；论作为，包拯不如锐意改革的王安石；论文才，包拯远不如欧阳修和苏轼。但上苍格外垂青包拯。同样任过开封府尹的寇准、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的官途结局都很凄惨悲凉。寇准多年为相，晚年命途多舛，一贬再贬为雷州司马参军，死在雷州。王安石和欧阳修老来均遭贬免，郁然而终。遭乌台之冤的苏东坡更是屡被贬逐，远去海南，死在逢大赦返中原路上。惟独包拯，烁古耀今，荣耀西行。
　　
　　胡适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说包拯是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选出了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胡适还说包拯是“有福的人”，是指包拯官途顺利，未遇坎坷。这是因为包拯特立独行的性格使他躲过了激烈的党争漩涡。包拯眼里无有亲疏，不知派系惟有公理；不知党争惟信真情；傲然圈外反而百邪无侵，风正一帆悬，劈波斩浪，善始善终。
　　
　　欧阳修说包拯天姿峭直；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政论，闻于朝廷···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宋史·包拯传》载：“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拯性不苟合，未尝伪色辞以悦人···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布衣时”。是指包拯性格严峻刚正，厌恶官吏苛刻之风；虽然嫉恶如仇，为政仍敦厚宽容。不随声附和，无虚情假意。虽居高官，平时饮食起居日常用品跟百姓一样。包拯告诫自己子孙：“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回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包拯高风亮节，遗世独立，其峭直、忠恕、无私之秉性鬼神皆敬。
　　
　　人们尊称包拯为包青天，是仰慕他的品格德行，敬佩他敢于惩治权贵，披肝沥胆，不避怨仇。南宋学者林至称包拯：“至其临政，明不可欺，刚不可挠，公不可干以私，今百余年，所在士民闻其风采，犹知起敬起畏”。应该指出——包拯对帝王忠心耿耿，这让他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为官典范。包拯的一生以儒家的评判标准来看是完美的，所以无论朝廷民间都对他敬崇备至。朝庭需要忠臣，民众需要青天，这两者的统一，成就了包拯。历史最终选择了包拯，于是，开封有个包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