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讲一个例子。贞观六年的时候，魏徵的地位相当之高了，但是也有人妒忌他，说魏徵对他的亲戚过分照顾，等于提出魏徵的一个问题来。唐太宗就让御史大夫温彦博查查有没有其事。并叫温彦博跟魏徵讲，代表唐太宗讲，你提了我数百条意见了，我都接受了，现在人家说你有这么一件事，你应该注意一点，这是小事，但是不要因为这种小事有损你的公共形象（有损“众美”）。因此你应该考虑一下，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过了好几天，唐太宗见到魏徵，问到底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怎么不存形迹？魏徵说，前天温彦博给他讲了这个意思，但“君臣同气，义均一体”，没有弄清是非，就存形迹，这样君臣关系不会好的，最后对国家不利。皇帝提的意见，魏徵理都不理，当做没有这回事，不存形迹。结果不是魏徵做了自我批评，而是批评魏徵的唐太宗，当今皇帝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以前说的那个话现在越想越后悔，真是不对，你不要在乎我这个错。魏徵这个时候给唐太宗下拜，说“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唐太宗问忠臣跟良臣有什么区别？魏徵说，“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忠臣就是“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徒有其名。”忠臣就是拼一死，你杀了我也不怕，这叫忠臣。其实杀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皇帝也有过失，所以宁做良臣，不要做忠臣。唐太宗说，你讲出这个话，我永远不敢忘国家利益了，不敢忘社稷，赐给你二百匹上好的绢。

　　唐太宗有一个规矩——中国历代都有皇帝的《起居注》，有专门大臣，史臣把皇帝的言论、行动都记下来，一直有这个传统。但是唐朝有一个规定，皇帝不准看《起居注》。怎么写的你不能看，这个规矩太厉害了。虽然像唐太宗这样的英主，有时未免也想看看人家怎么写他。他跟姓朱的史官说，我还是想看看。这个史官叫朱子奢，说你要看，后来的史官就容易招祸了。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以后还能做吗？后来唐太宗还是未能看到《起居注》。后来的皇帝，也有想看的。这些史官都很讲原则，有一位史官讲，说我让你看了我就失职了，你如果看的话，我以后写我就会回避，不敢把真相写出来。

　　所以我有一个结论性的意见。唐朝的贞观时期，是宰辅制度的典范。你要知道，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帝制社会，皇权天下独尊，有一无二，所以长期的中国帝制社会都是皇权过重。但是这个社会居然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从唐朝开始的，皇帝有话跟宰相商量，宰相可以直接讲自己的意见，皇帝不直接对外单独讲宰相不知道的意见，他对外发布的法令都是经过宰相斟酌过的。这样一种制度，是相权对皇权的一种分解，对皇权的一种再平衡，使得唐朝这个社会是一个良性的社会，这跟宰辅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皇权是绝对的，如果皇权没有制衡，皇帝就要犯错误。贞观时期唐太宗所以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就是由于宰相制度起了作用。宰相制度是帝制制度改良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唐朝创立了典范。但是宰相制度，除了需要有贤臣，也需要有英主。唐太宗之后，越到后来这种宰辅制度虽然存在，但是皇帝如果不是英主，问题照样多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