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没有哪个像苏东坡一样，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齐了心似的喜欢他。喜欢他的诗词，喜欢他的文章，喜欢他的书法和绘画，甚至烹个菜都要美其名曰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腐，可见喜欢到骨子里了。其实，人们最喜欢还是他的为人，虽然一世为官，却没有传统官僚的世故，一世为文，却不见世俗文人的虚假。

　　国人历来强调“人贵直，文贵曲”，但苏东坡却背传统而自任，无论对象是谁，凡遇不平，不吐不快。同僚石介曾作《三豪诗》，对石延年、欧阳修、杜默三人的才华极尽赞誉，说石延年豪于诗，欧阳修豪于文，杜默豪于歌。石延年、欧阳修才气卓绝，冠以“豪”，可谓实至名归。杜默特别爱写诗，但诗才拙劣，其诗多不合格律，常常闹笑话，以致后人把因言事不合格者比喻为“杜撰”，杜者，杜默也。苏东坡读过杜默一首《送守道六子诗》，诗曰：“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这样形同白开水、毫无韵味的诗才也被石介列为文坛“三豪”之一，苏东坡深感反胃，忍不住打趣说：“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苏东坡还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随笔集《志林》中，广为流传，闻者无不笑倒。

　　在提出自己的意见时，苏东坡从不懂得“为尊者诗讳”这一让人明哲保身的“官箴”。欧阳修是发现苏东坡的伯乐，步入仕途的老师。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苏东坡不认同其中观点，随后就作了一篇《续欧阳子朋党论》。老师说，君子有朋，小人无朋；为人君者，当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则天下太平。苏东坡却说，“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心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安得不危哉！”与老师的观点针锋相对。

　　苏东坡率性刚直，言事不辟斧钺。宋神宗上台后，面对外忧内患，心急如焚，振兴国力的愿望非常迫切，便启用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王安石属于激进的改革者，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动改革的力度空前，还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惊天之语。苏东坡在一次宋神宗召见时，实话实说：“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意思是改革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他对激进的改革进行批评，让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高兴。于是，他们把苏东坡安排到开封府当推官，让他靠边站。

　　然而，即使是面对排挤，苏东坡依然故我，特别是对“青苗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青苗法”，简单地说就像由政府成立一个“农业银行”，农民春种时借钱买种，秋收时还本付息，其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并，二是为农民提供生产资金，三是政府创收。然而，这一表面诱人的政策，在执行中却由“不许抑配”即农民自愿演变成了强迫贷款，由帮助资助生产与政府创收兼顾变成了政府创收和官员谋利，导致许多农民债台高筑，有的甚至家光业尽。苏东坡了解实情后，连续向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细数“青苗法”在执行中对农民造成的伤害。王安石知道后，十分恼怒，不久便指使御史弹劾苏东坡，苏东坡从此开始了贬官生涯，由北至南，由富庶之都到不毛之地，越贬越远，最后，六十一岁的他，还被贬至茫茫海外的琼州（今海南省），足见“人贵直”中的“直”字是多么的昂贵，因为这个“直”字，苏东坡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不过，苏东坡虽然因为刚直而屡遭厄运，但他的境界高就高在，他只对事不对人，从不记恨那些给他使过绊子的人。王安石，以及后来的宰相章惇等人，都曾排挤或陷害过他，但苏东坡对他们个人，却从来都没有表露过丝毫的怨恨或愤懑之情，后来甚至还与王安石诗酒唱酬，成为了朋友。这说明，在苏东坡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敌”而只有“友”，苏东坡只恨那些可恨之事，具体到某个人，他却从来不放置心头的。对于起起落落的仕途，苏东坡也坦然自若，顺流快慰，逆流也不悲苦，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他（苏东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这就是苏东坡，真诚，刚直，达观，一个旷世绝代的真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