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撰文说，宋代大文豪苏轼是“公知”学习的好榜样，他为人正直，心存公道，对时事秉公而论，不打派仗。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和苏轼同时代的大科学家沈括，却自甘充当党争的黑打手，专门“舔菊”坑人，堪称古代官场小人的典型。这两个人物在文化知识上都是杰出大家、而政治品质却截然相反、又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两相交集形成鲜明对比，还真是值得后人很好的品味。

　　沈括和苏轼两人同为馆阁大学士、同朝为官，也可以说是朋友。要论学问，那可真是各有千秋。苏轼多才多艺、在文学上独步天下、流芳千古，而沈括在科学上的贡献也十分了得，是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他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又是工程师、外交家。《宋史》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着”。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论说，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的《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在科学研究上涉猎范围之广，见解之精辟，都是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许多项目都代表了时代的水平，具有世界意义。别的不提，单是现在全世界争夺最紧俏的战略物质石油，就是沈括首先发现并命名的。

　　那么，如此天才的科学家，为什么会沦为官场小人呢？这首先是因为他卷入了党争的政治漩涡。当时王安石主持变法，触犯了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在他们的幕后操纵下，这场改革就变成了严酷的官场党争。所谓党争，那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打派仗，各派都只讲“立场”不顾事实，把白的也说成黑的，而且在政治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沈括就自甘充当这场“党争”的卫道士和鹰犬。沈括曾经积极参预变法运动，一度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他一方面对王安石的改革成绩大加吹捧，对本来属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文过饰非；一方面对所谓“反对派”傅罪陷害，包括苏轼这位同僚和好友。

　　苏轼本来不属于党争中的“保守派”，这从他后来在保守派司马光上台后的表现可以看出来。他只是出于良知和公正，对改革中出现的弊病在诗文中提出了批评。苏轼也绝对没有反皇帝反朝廷的动机，他只是对那些巧言令色的奸臣不满。但是沈括却出于派别斗争的目的，认为他的诗文是“影射”反对改革，给他戴上反对皇帝和朝廷的政治大帽子。而且他用极为卑劣的手段、利用当钦差大臣的机会到杭州假装和苏轼套近乎，让苏轼把诗文给“朋友”拜读，然后就把朋友的所谓“反诗”偷偷抄录下来。一回京城，他立刻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找出一些他认为是贬低诽谤新政的句子，加以详细“注释”，迅速呈送给“党争”的头目李定和皇帝，并说苏轼这些诗句“词皆讪怼”，如何居心叵测，如何恶意诽谤新政，如何藐视朝廷讽刺皇上等等。正是沈括充当了“文字捕快”，于是就构成了轰动一时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被捕入狱，遭受一百多天的严刑拷问，差点被沈括害死。不过历史还算有情，苏轼反倒因此而显示出自己的正派，沈括却因此背负小人的臭名。

　　不过同样是处于党争的政治漩涡，为什么苏轼能保持士节，而沈括却为虎作伥呢？这跟他个人的政治伦理观念、思想品质有很大关系。沈括热衷政治，嗅觉特别灵敏，他善于谄媚上司、陷害无辜、落井下石等等，都是有违个人道德操守的小人之举。沈括不仅对王安石吹吹拍拍，他后来被贬到延安地区为官也是一味阿谀奉迎。当时为了抵御西夏，朝廷希望借助沈括的军事才能，经略陕右，于是将他改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主理当地军政事务。他明明知道永乐筑城是一次军事冒险，但因为边防主将徐禧是他的上司，就谄佞地附和这一错误的决定，且积极实施，结果被西夏兵打得大败，损失军人2万、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战将都壮烈牺牲。特别是当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保守派吴充出任宰相后，原来异常积极主张变法的沈括深怕受连累，立马转身反戈一击，向宰相吴充呈上了一份秘密报告，居然历数新法的种种弊端，竭力诋毁王安石。吴充其实也看不起沈括的为人，就把这秘密报告呈递给了皇帝。如此一来，不仅王安石鄙视沈括，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就连神宗皇帝也看不过去，“始恶括之为人” 。所以沈括老来备受朝廷和世人冷落，连老婆都动不动吼他一顿，死后无人给他建碑，没有墓志铭，宋史上也没有给沈括单独立传。只是后人看他在科学上确实贡献很大，才对他做了客观评价。

　　沈括就是这样一个既是科学巨人又是政治小人的复合体，他和公道正派的文学巨擘苏轼比较起来，在人格上就渺小多了。然而个人声名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正是由于沈括这样一些政治品质败坏的奸佞小人兴风作浪，而苏轼这样的正直人士却遭受打击迫害，才使宋朝的变法在两派互斗的党争中完全消解，根本无法达到改革政治经济的目的，王朝日趋腐朽没落也就无可挽救。这既是沈括之类士人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