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我　　1915.4-2011.12.2 　出生于安徽巢县

　　这段时间，每次乘坐北京地铁2号线，听见播报下一站是崇文门站时，我都会遗憾，这个熟悉的站点，再也无法让我回到过去。
　　
　　从崇文门地铁C站口出来，经过一个公交站点和一个加油站，就是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就住在这个楼里。
　　
　　去往张素我先生家中的这条路，我不知道走过多少次。但是2011年12月2日，这个时间告诉我，这是我与张素我忘年交往的终点。这天，她远行了。
　　
　　对于她的逝世，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是如此的匆忙。作为她晚年生活里，除家属和保姆胡喜菊之外最密切的人，我了解她的身体状况。她思维清晰，说话虽然慢条斯理，但是毫无病态。只是，她的腿不太好。
　　
　　每次去拜访她，先是保姆胡喜菊开门，我在客厅等候。一两分钟以后，保姆扶着她从房间走了进来，她冲我微微一笑，说：“海滨同志来了。”
　　
　　有时候她会说，她的腿不好，她好想去看看谁，比如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原国务委员吴仪、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没有想到，她在想着去看望老友的时候，别人却来看她了，只是他们再也无法坐下来握手聊天了。
　　
　　作为张素我老人晚年最密切的接触人，通过对她40余次的口述访问，我深刻地理解一个96岁老人的离去，她带走的是什么……
　　
　　2011年7月9日是我最后一次去张素我先生家。那天我去她家中，她给我准备了一些资料和老照片。她拿出一份1980年的《北京晚报》，报纸的头版下半版有对她的专访。1980年，她65岁。我说，“这年我刚出生不久。如果算上我，那可是几代人采访过您。”
　　
　　还有一次，我对她说：“您的年龄是我的三倍多，您的人生我阅之不尽。”她感叹说：“我父亲79岁去世、母亲85岁去世。我比他们多活了好长了。1976年4月8日，丈夫周嘉彬去世，同年11月母亲故世。1976年，那一年，有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与悲愤。”
　　
　　2011年3月23日，我去拜访张素我老人，那时，她在北京医院住院两周刚出院，这次住院是因为白血球太多。这天，她授权我写她的口述历史。她说下个月就96岁了，时间太快，她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做。她说有生之年看不见台湾回归了。她说，今年是她最伤心之年，三妹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回大陆不久就去世了，大弟媳也去世了，她说，算了，往前看吧。
　　
　　张素我老人还提醒我说，“我们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现在是立业阶段，只要把事业做好了，同时家庭幸福就很好了。我还知道你有个儿子……”我很意外，我从来没有和她提及我有孩子。她说：“前几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听见有小孩在说话。所以我知道了。”离开时，她还让我带上三盒味多美的小饼干，说带给孩子吃。
　　
　　她还让我写下我的地址以及我和我爱人的电话，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后来，她病危期间，保姆从这个小本子里面查到了我的电话，告诉我她临终前的嘱托。
　　
　　2011年4月11日，我去张素我先生家。她和我说了一件事。她说，现在很多文章写父亲张治中与毛泽东对话，全是：“主席，您……”她说，父亲不对任何人说“您”，包括蒋介石。她说，我们安徽人都有这个习惯，我父亲说安徽话，不说“您”，到北方后才会有“您”。
　　
　　2011年4月20日上午，张素我先生来电话说，她在家中找到一个借条，是2005年中央党校教授赵书刚从她家借走5本书时写下的，“现在6年过去了，他还没还给我，当时也没留电话，海滨同志帮我找下他，那都是我父亲的重要研究资料。”老人告诉我，赵书刚教授是为了写张治中传记去拜访她的，但是至今传记尚未出炉。
　　
　　4月26日下午，我去张素我家。她在家中找到一个借条，我翻拍了下来。“有一年我在人民大会堂还见到他，当时也没好意思要。”张素我喃喃道。
　　
　　事实上，张素我先生非常在意她关于父亲的藏书。我曾借阅其主编的《思忆父亲张治中》，用来翻拍其中的老照片。没过几天，她就来电话催还。她说：“原来我有两本，后来我小弟一纯来了，非说自己没有，拿走了一本，我记得以前给过他的，他忘了。”
　　
　　我曾两次帮张素我先生在卓越网买书。2011年3月24日为其购买《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这本书由其作序，虽是我本人的著作，但她要20本送给其老友，托我代买。2011年4月26日，她拿出一份《团结报》，上面书评栏目推荐有《宋庆龄画传》和李岚清的《音乐艺术人生》。她让我代买。5月2日，她特意致电我：“买的书收到了，真的很快很方便。”
　　
　　5月19日上午8时，我前往张素我先生家看书稿。这个100多页的A4纸打印出来的稿子，她一周就看完了，极其仔细，连一两个错别字都看出来了。有几处，她用“R”表示。我问：“这是什么意思，是Repeat吗？”她回答说，“Repetition，好像这段与前面有重复。”张素我老人早年留学英国西南大学，后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对外经贸大学任教授，英式英语娴熟。
　　
　　2011年12月22日，我上网买书时发现为张素我老人购书的送货地址仍在，于是删去。此后，我的生活中，关于张素我老人的痕迹将会一点点消弭。
　　
　　张素我先生的求学生涯，是民国时期贵族式教育的缩影，也是社会名流子女接受教育的典范。而这一切，培养出了张素我先生的“民国范”。
　　
　　“我的青少年时代可谓到处奔波、各地求学。小学是在上海神州女学上的，当时父亲在上海大学学习。上海神州女学是章太炎的第二任夫人汤国梨创办的。在上海神州女学念了三四年后，因为父亲去了广州，我就转到广东执信女学继续求学。”执信女学前身私立执信学校是孙中山为纪念民主革命家朱执信而创办的学校，校训是“崇德瀹智”。私立执信学校首届校董：金曾澄、汪精卫、胡汉民、林森、廖仲恺、伍朝枢、许崇清、邹鲁、陈璧君、李石曾、吴稚晖、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林云陔、胡清瑞、陈廉伯、陈耀祖、陈融、郭标、戴传贤、李大钊、张继、霍芝庭、曾醒等25人，皆为一时俊彦。1928年，私立执信学校改执信女子中学（私立）。张素我在这里求学两年，读完小学。
　　
　　“之后，我又到上海务本女中上中学。1902年，安徽歙县人吴怀久（吴馨）创办务本女塾。”上海务本女中，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创办人吴馨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权”，因而“取塾名为务本”。1928年归市立，改名为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校，以后几经迁改，现为上海市第二中学。
　　
　　“两三年后，也就是1929年。我初中三年级时转到南京中华女中。这是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是一个住读的学校，终日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作息，生活很愉快。后来学校还盖了家政楼，高中生就得学习家政，包括整理家务、缝纫以及做菜等。教师们教课很认真。”据说，这所学习家政、烹饪的女子中学的毕业生，后来不少成为社会名流的夫人。
　　
　　“1933年中学毕业后，这年秋天，我进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这里读了两年。学校有许多为女子学生教育特别设置的系，如家政、音乐、体育、国文、英文、社会等。”虽然张素我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但是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所声名赫赫的学校。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是金陵女子大学。
　　
　　“2005年在庆祝母校90周年盛典时，我们众多的老少校友还特别向南京师大表示敬意。他们的远见和明智让金陵女大仍在原处保存，吴校长也应该感到安慰了。我因为体弱没有去参加盛典，我遥祝姐妹们欢聚一堂，谈天说地同唱：WearefromGinling（我们来自金陵）。”张素我的二妹张素央曾在金陵女大就读于体育系，长女周元敏曾在此学习音乐。
　　
　　“没毕业是因为我到英国西南大学继续攻读教育学。两年后的1937年奉父命回国参加抗战，还是没毕业。虽然抗战胜利后我在西北农学院任教、新中国建立后我在高校任教，其实我是两度肄业的大学生。”张素我生前口述说。
　　
　　1915年出生的张素我，人生跨越近一个世纪，历经辛亥革命后的现当代中国，尤以张治中将军长女、周嘉彬将军夫人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著者所能提到的民国风云人物，张素我几乎全部见过，而与宋美龄、张学良、周恩来、爱泼斯坦等众多一时翘楚更是有所交往。
　　
　　她在口述父亲追求和平的历史细节时，也无意中透露了自己一直习以为常的人生经历。1947年10月20日至11月1日，张素我随父亲张治中访问台湾，并在新竹市井上温泉探望了张学良。此时，台湾光复不久，她在台湾的十日之行，最后一站见到了在幽禁中的张学良，目睹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落寞和无助。2011年4月11日、4月26日，张素我在崇文门家中说：“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当张学良先生拉着父亲的手时，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一幕。”然后，她指了下父亲与张学良合影的照片和访问人员的集体合影说，“这两张照片是我拍摄的。”
　　
　　2011年5月19日，在张素我卧室，张学良赠送给张治中的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依然悬挂在那里，只是书写者是张学良的秘书王益知。
　　
　　在张素我客厅，我一直熟视无睹的一幅字原来是戴季陶的手迹。一年前就拍过照，这天突然问起，我才发现了真相。字是这样写的：“闹时练心静时养心坐时守心行时验心言时省心动时制心。民国十四五年大病垂危书此嘉言悬于内室时用以自警，介石先生来见之谓为无上妙药勉力自制病终获安。二十六年仲春养疴汤山文白老弟来视见之而喜属为书之。戴传贤书于望云书屋时绿柳绕黄半未匀也。”我的孤陋寡闻在于，我一直不知道戴传贤就是戴季陶。
　　
　　在张素我的相册里，她还有一张打桥牌的照片，对手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覃异之、郑洞国，而一张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发起人合影照则将宋美龄、史良等所有民国妇女界名流尽收其中。在这些交往的民国风云人物中，张素我最为怀念的就是自己的蒋伯母宋美龄。
　　
　　其实，她生前最敬佩的一个人是宋美龄。几乎每一次，一提及“宋美龄”，都会勾起她诉说的欲望，让她沉浸在对宋美龄的回忆里，“我是在1937年认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那年上半年，我还在英国读书，夏天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父亲的召唤，我中止了学业，回国投身抗战。我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
　　
　　张素我一回国就听母亲说，宋美龄8月1日召集国民党要员的女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通过了《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计划纲领》。“还是在这个8月的一天，宋美龄邀我去总统府面谈，我一见到她就喊‘蒋伯母’，她待人和蔼我们家孩子都喊她蒋伯母。虽然当时她已经40岁了，但是很年轻很漂亮。她见到我就说‘素我，你回来就好！’然后又谈了些抗战的事情，具体谈的什么我不记得了。”
　　
　　第二年，宋美龄、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邓颖超、郭秀仪等20余人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我是替母亲洪希厚参加的，因此也成了发起人之一。会长由宋美龄担任，邓颖超、史良、沈兹九、安娥等担任理事会常委。后来邓颖超、李德全又担任了副会长。”
　　
　　早在1928年，宋庆龄、宋美龄就在南京创办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专门招收为国捐躯的先烈后代。“我有两个表妹就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在遗族学校，学生称呼宋美龄为‘妈妈’。”
　　
　　1940年，张素我同周嘉彬在重庆结婚。蒋伯母宋美龄还送给张素我一张红色条幅，上面是她亲自用毛笔所写的四个楷体字：宜尔室家。同时送的还有红皮包、衣料和手表。“1947年在南京，我去她府上，她还特地叫厨师给我做了一个大蛋糕。那时我已30多岁，可在她眼中我还是个孩子。”
　　
　　张素我对“文革”有着深刻的抵触，她在给我的拙作《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一书作序时写道，“如今一切都过去了，国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我也已经96岁高龄了。我对来拜访的周海滨同志说：‘那个年代，我觉得一点好处都没有。’”
　　
　　她写道：“‘文革’过后总结了三分缺点七分优点。稍后，倒了过来。最后邓小平同志上台，完全否定了那次浩劫。我国的建设落后了20年！如今一切都过去了，国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我也已经96岁高龄了。”
　　
　　“如果有个按钮，您愿意回到童年吗？”我曾这样提问。张素我摇摇头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我不愿意重新回到童年，因为哪个人生都有坎，翻过去就行了。但是要知足常乐……”“人生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安静下，只有安静下来，才能想起很多的事情，才能重新出发。我有时候安静下来想一想，有很多事情没做。”那一天，刚刚出院的她谈得很多。
　　
　　如今，“很多事情没有做”的张素我先生离去了，一起带走的还有她的民国往事和父亲张治中的晚年悲欣。
　　
　　文/周海滨
　　
　　（本文作者系口述历史专栏作家、凤凰网历史专栏作者）
　　
　　原载《东方早报》（B7：文化•逝者）2011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