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琴（咸阳文学院教授）：白玛娜珍老师好，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时间很早，在上一世界九十年代，您就出版了诗集《在心灵的天际》和散文集《生命的颜色》，新世纪以来，您又有了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等作品，您的新文集《西藏的月光》即将出版，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肯定有着一种生命东西在支撑着您的创作，能谈下您对文学的看法和您对您自己创作的感想吗？
　　
　　白玛娜珍：徐琴老师好。很高兴接受您的访谈。文学创作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信仰，它使我的生命不再漫长，给了我此生使命感、责任感，使我在精神上变得富足、充实和幸福。我需要文学当然胜过文学对我的需要，所以面对文学，我的心是谦恭、沉静和纯净的，文学洗练着我的心灵，于我又是一种心灵的修持。
　　
　　我的创作是缓慢的，就像我的岁月，从青涩到成熟，一直不分明。这是我的特色。使我的作品在纯情中潜伏沧桑，在沉淀中青春依然摇曳。我喜欢这样的创作状态和人生状态。《西藏的月光》就是这样一本文集，在这中间，我也写了很多诗，诗歌使我的写作像雨后奔流的溪水，我打算明年整理一下出版一本诗集，或者后年出，这样调节一下很长的长篇小说出版前的空档。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可能需要四到五年时间，也许更长，因为我有时没空写，需要更多时间思考和构造人物，自己在实践中去触摸、身体力行，而不是附庸风雅地采风或诸如体验生活，不是这样，是要自己去生活。
　　
　　徐琴：您的一系列作品，题材不外是生活的点滴，人世的情感，男女的纠葛，宗教的情怀，然而在这些景象下却能体会到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可以看到一种对永恒困境的探索。此外，您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即对女性的关怀以及对女性出路的探讨，那么这种女性关怀意识是您作为一个女性天然地在作品中呈现还是有意而为之？在您的作品中，有没有您个人情感的投射呢？
　　
　　白玛娜珍：很多男性写的小说中，把女性刻画得非常深入细微，让我惊叹。但我不敢想自己能如此写出男性。男性深层的心理和特质是我不能驾驭的。而基于我的性别和母亲以及姐妹们，我感到在这边自己更得心应手。所以小说中的女性不免有我自己的影子，有我姐妹们的影子。但我很不喜欢自己的文学作品是那种类似绘画中的照相机派。我不喜欢。一个作家的才华在于有思想、有创造能力，能够突破现实。我不满足作品停留在“深刻反映现实和时代”这个层面上，艺术是精神的飞翔，是心灵的自由，希望我的创作能抵达这样的境界和高度。
　　
　　徐琴：在藏文化、汉文化和世界文化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您在文学创作中，受哪一方面的影响更深呢？最能激发您创作的是什么？
　　
　　白玛娜珍：当然是藏文化。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都感到幸福，那是因为在藏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每个人，他们给我的微笑和善意，让我深感其中的智慧、幽默、信念和文明。
　　
　　藏族社会虽然物质经济上相对“贫穷落后”，但精神层面上已抵达很高的境界，民间有着深厚的哲学土壤，人们心灵的文明程度与发达国家公民的素质相比毫不逊色。尊严、智慧与仁慈通过利他的行为无不渗透在生活细节中，体会这样一种民族文化总是令我激动万分，激励着我创作和探索，使我的笔感到充满了力量。我爱这样的民族，并为自己是其中一员而庆幸，我希望我能写出这个民族高贵的灵魂。这是我写作的动力。
　　
　　徐琴：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您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怎么把本民族深层的精神世界更好地表达出来？在您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民族意识的呢？而且，我在您的作品中发现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相互纠结在一起，女性往往比男性更自觉地承担生命之累与民族之殇。
　　
　　白玛娜珍：一个民族作家要感受自己民族的精神特质，应该获得更多的比较和生活经验。比如一个藏族作家，如果除了藏区，还在汉地、在欧洲、非洲等有过生活，那么文学的视野与文学的胸怀就会大不一样。起码会更清楚看到自己民族在其中的生命颜色。创作的高度会截然不同。我的作品基于自己在藏汉两种文化中往返的经历，民族意识也在其中苏醒。其中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弱势与心灵磨难，令我更为关注和同情。
　　
　　我感到这样的状况本不是藏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果，却是现实，所以民族性与社会性在一个女性身上的冲突与纠葛是那么突出和精彩。
　　
　　徐琴：绝大多数藏族作家都用汉语从事写作，您也是一样，在写作过程中，您有过不能用母语写作的困惑与痛苦吗？您如何看待藏族作家用汉语写作？据您的了解，当前的藏语创作是怎样的状况，藏语创作的发展前景您如何看待？
　　
　　白玛娜珍：藏语是我的母语，与母亲的乳汁一起已深入我的血脉。我与我的族人之间没有语言障碍。但写作就不一样了。我选择了汉文。驾驭汉文的能力我可以与汉族人媲美，这令我信心十足。我可以用这一能力表达我的爱与思想，让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最临近民族了解我的族人，这是我的梦想，并通过这扇门，我希望能推开世界文学之门。
　　
　　当今世界文学作品和哲学、科学等著作我都是通过汉文读到的。藏族历史上曾有过宗教、文化、艺术等翻译的辉煌时代，文化精神产物的荟萃使一个民族强盛和博大精深，但现在，通过藏文及时了解世界文化科学已成为过去。尤其在文学翻译方面还只是个人行为，是藏民族文化发展事业中的一项空白。我的很多其他民族的作家朋友，比如维族、蒙族、朝鲜族等多是用母语创作，但他们已有雄厚壮大的文学翻译队伍，同时在海内外还有自己广大的母语读者。藏族就不一样了，我们最多的读者和市场目前还只是汉地，我们没有专门的文学翻译队伍。面对现实，不能以母语创作的遗憾似乎已不是我个人的遗憾和悲哀。无论荣耀与否，我不能等待和坚守。我没想过回过头学习藏文并以藏文创作，然后被动地，等待漫长的翻译。我不能。我要怀抱一颗图伯特女儿的赤诚之心，满载我族人的精神芬芳，向世界的文学之海出发。这时，我相信我的文学创作已达成了高一级的翻译：从精神和心灵层面的翻译。用什么文字已不是我创作的问题。并且，世界文学中，非母语创作的作家也多有例可举，还有，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追求的是艺术的灵魂。
　　
　　徐琴：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先生曾说：“文学后面要有人，要有广大的心，要有精神的挣扎和超越，这是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价值向度。”我在您的作品后，也看到了您的忧戚和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您的创作中是有您生命的投入的，是一种饱含着生命真情的创作，这也是我觉得十分难能可贵的。
　　
　　白玛娜珍：谢谢，我相信米兰昆德拉说过的：作家小说中饱含的一定比作家想要表达的更多。
　　
　　徐琴：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六十余年的时间，在这六十余年的时间里，西藏当代文学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多次的改变。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西藏文学的辉煌期，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西藏新小说作家群体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上精彩亮相，使西藏文学开始摆脱了主流汉语文学的约束和对内地文学的借鉴，借助域外文化的影响，以崭新的姿态崛起于雪域高原，彰显出独特的气质。新世纪以来的西藏文学亦呈现出了繁荣的姿态。像您、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班丹、罗布次仁等藏族作家都焕发出极强的创作活力。但在这种繁华的创作态势前，您认为，有没有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些东西呢？
　　
　　白玛娜珍：说目前创作态势繁荣我觉得还差得远。藏族文学其实在安多和康巴地区更为活跃，那些地区的作家热情更高涨，更激情满怀。相比拉萨是沉寂的，没有氛围，作为个体劳动，几个写作的人都只是在孤单沉默地劳作着。而目前，文学成果带来财富和地位的时代并没到来，所以需要警惕的是怎样拥有一种文学的胸怀和境界，坚守自己文学的贞操。
　　
　　徐琴：作为西藏作协的副主席，您对西藏文学的现状和西藏文学的发展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能够谈谈吗？藏族作家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呢？
　　
　　白玛娜珍：藏族作家创作反映藏地生活的作品是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优势并非语言、技巧方面，而在于精神相通，在于强烈深挚的爱。这种爱世代延续，越加复杂、矛盾和强烈。并非基于一种文化、宗教、生活方式的认同。爱是深入血脉的。但也要小心，爱也会蒙蔽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藏地作家要走出自己民族的领域，放开眼界，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各族人民和人民的文学。
　　
　　徐琴：您的《西藏月光》即将出版，听说您的长篇小说也即将完成，能谈谈您的新作吗？您的这部长篇小说与先前的《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相比，在题材和写作上有什么突破吗？
　　
　　白玛娜珍：我的散文集《西藏月光》几经周折，终于被重庆出版集团看好，我的责编张好好也是一位作家，重庆出版集团陈建军老总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女性，几种因缘聚合，使我的散文今年得以图文并茂顺利出版，我感到由衷的欣喜。希望我的书能够给热爱和关注藏地的读者一份精神享受，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西藏，也感谢张好好辛苦编辑，感谢陈总支持。但愿从我开始，我们藏地作家能与重庆出版集团有更多合作。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金汁》进度很缓慢。与前两部长篇不同的是，我得对小说里的女主人翁负责，为她设计一条出路，一种幸福，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我答应我的第一读者，我的姐姐，这回我的书不会是沉重的石头给她压在心上，害她哭和心痛、沮丧。
　　
　　现实生活本来就这样了，我答应书里要有光明和希望。所以我写得很慢。我要在自己心中找寻到那份光芒，才能突破。
　　
　　徐琴：文学是一种奢侈的精神梦想，但人类又怎能离开文学？衷心祝愿您能在创作上有更好的收获！
　　
　　白玛娜珍：人没有诸多奢侈物品但也能活得很好，我们广大农牧民百姓，世世代代就是这样，精神的富足和梦想才是人的必须，使我们具有了尊严，快乐和幸福。谢谢您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