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环球人物》杂志上的专栏及相关文字将结集出版，曦阳要我说几句话。
　　
　　跟数年前出版的《中国男》一样，这些文字以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为主，一如既往地呈现我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有所变化的是，时过境迁，我已经不复有《中国男》式的青春激越，我选取人物更随意多样，再用一句自卖自夸的话，我对人物的探索更进了一步。举例说明，无论是《非常道》时期，还是《中国男》时期，我对近代人物的了解虽多，但有些人物因无法理解而弃置不论。像大刀王五、阎锡山等人，我曾经一再想涉足，但直到这两年才算满足愿望。
　　
　　有关王五的材料太少，我们只能想象他的存在。幸而这几年我个人接触到不少民间豪侠之士，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的“原子个人主义”不同，跟我们熟悉的势利不同，在他们那里，确实有人性的侠义肝胆。因此在梳理王五的事迹之后，我写下这样的话——梁启超认为：“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这是梁对他战友心地最为精当的解读，也是中国读书人对江湖人最高的回报。唯有如此，读书人才不负屠狗辈。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但到了谭嗣同和王五那里，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功德和罪性现象有所救赎。谭嗣同为我们读书人争得了荣誉，王五再一次证明了屠狗辈的肝胆侠义。
　　
　　10年前编著《非常道》时，阎锡山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在当时的了解里，他是跟辜鸿铭、韩复榘、陈炯明、冯玉祥等一个队列里的人物，有些漫画化，自我中心，不可理喻，迷信，封建，无知于现代文明……对这类人物，我一般是敬而远之。这次再读阎锡山，我对他的谨慎、忧患大起同情，我承认这是一个未被大陆中国人认知的“先知先行者”：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阎锡山没有屈服，反而兼收并蓄，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而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日记中，他一直歌颂劳动，认为劳动创造收入。他的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阎锡山告诫他们说：“我负山西责任时，你祖父说我，要知道你要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一定叫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他送给两个儿子16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也许是阅历的丰富，使我对历史人物多了一层理解。甚至在知识界多对孙中山、黄兴等人说三道四时，我也愿意为他们辩护。虽然梳理材料极为劳累，但撰写人物却是一件愉快的事。
　　
　　举这些例子，正是要跟读者朋友分享我的人生收获。对历史及其人物，我们一般都是经二手材料而了解，这些被给予的事实和观点是经过挑选的，经过意识形态等有色眼镜过滤的。要把历史人物化为自己的财富，得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意识形态淡化之后，不少专家学者和民间写史者，言说之中多会做惊人之论。对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则会做历史深处的“扒粪者”，或做发明者……这样的历史热闹，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也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混乱。我们当切记，一如意识形态盖棺不能定论一样，任何一个写史者都不是历史人物的“终结者”。我的文字同样如此。就像我在《中国男》里谈过卢作孚之后，我在《卢作孚箴言》的序文仍重新面对他一样，历史人物随着人生社会的演进仍新鲜如初。
　　
　　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大陆中国谈论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已经不再新鲜。当年出版家预言历史热（拙著《非常道》很荣幸被列入）带来的价值系统重建的工作，今天看来并无多大成效。历史轮廓、人生社会正义等等少有浮现，我们收获的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论断。赞美者竭力美化民国，如称道民国风范；讴歌者把民国当做一个美好的时代；反对者百般否定民国，如说立宪党人跟革命党人合力发动了辛亥革命，如说辛亥革命开启了20世纪的乱源……众声喧哗下的热闹不过是“上帝无言百鬼狰狞”，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之举。
　　
　　我的体会是，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实；相应地，我们对现实的了解越多，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越多。一个对大陆中国现实演进缺乏足够了解的人，对左右思潮、传统与现代争论、民主民权运动缺少关注的人，却能对立宪与革命、同盟会内讧等做出历史结论，这不是过于随意任性了吗？一个只知给“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等大词做注解的人，却要我们读者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信心，这不是痴心妄想吗？一个对袁世凯、慈禧甚至秦始皇都同情乃至崇拜的人，我们怎么能指望他的历史哲学关注民生、关注千千万万的个人呢？一个现实中的胆小者，怎么可以胆大到审判历史上的改革、革命的功过，并以为自己就能为汪精卫、袁世凯等人平反呢？一个盯着历史人物大腿左看右看大惊小怪的“小丈夫”，我们怎么指望他的“发明”、“发现”能够推动人生的自我完善？……我们的史学文学如此诡异、幼稚，至今停留在影射阶段，停留在观念独尊阶段。
　　
　　因此，我愿意对读者说，历史的天幕上繁星密布，我们要学着去看星星，要常看星星。借助学者作家的视野，我们得以了解不同的星野，只有拨开他们的强光，才能看到更多，只有串连起来，才是整个天空。仰望星空，跟历史人物对话、交流，其实最受益的不是星空是否因此得到同情的了解，不是历史人物得到了慰藉，而是我们自身心量的丰富增益。致广大而尽精微。只有如此，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才能获得静谧、安宁、正念、正信而正精进。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非常道》捍卫历史正义有“凿空”之功，时至今日，我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更像是在传播常识。比如学人对陈寅恪、梁漱溟等人敬而远之，好像今日中国无其土壤。但在我这里，我能想起顾则徐、梁卫星、毛喻原等为文化守望的朋友们。比如邵飘萍，一般人会说他的勇气、胆识，在我写时，我就会想起程益中、王克勤等新闻界的朋友们，这些朋友所做的要比邵健康、理性得多。因此，近代史绝非今天一些人以为的，是精彩绝伦、高不可攀的时代，只要回归平易健康，我们就能理解陈寅恪们，并为他们的存在发出一声叹息。
　　
　　如果有人也为自己的周围发出这样的感叹，那么就值得祝贺，因为他已经把资源倾斜给了现实。人生和历史在这里起步。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环球人物》杂志的张勉主编和王晶晶小姐给我提供了专栏写作的平台，两年来她们给了我不少方便。在结集出版的时候，张勉主编又写了精彩的序言。借助于她们，我印证了自己文字的适用范围。一个写作者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文字没有染上流行病。而这种流行，在近代史领域极为明显，如南方朔指陈的：“近代虚无主义当道，它在西方成不了主流，但在非西方则透过文人作家而产生较大的影响，他们看不见历史过程中的生灵涂炭及慷慨悲歌，而相信自己的破文章掷地有声，君主立宪这个早已被否的问题也被重炒，甚至连袁世凯、段祺瑞也都被翻案成了某种英雄。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文人知识分子也已不会唱大调歌曲，都只会唱矫揉造作的小调，中国的民国史热，就是小调歌曲的大合唱。”
　　
　　既然有大合唱，必然也有独唱、清唱。倾听是歌唱的黄金，而听者会心，那于我是快何如之的事。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