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12”地震中，他就“范跑跑事件”那句经典发言“我们可以不崇高，但不能允许无耻”，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2011年7月28日，他在博客上撰写一篇6000多字的“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点评铁道部“7•24”新闻发布会上王勇平的表现，引起轰动；
　　
　　2012年，他带着一本《明正言顺》，捅了“官员说话”这个马蜂窝，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这样评价：在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实践中，他是一个跳不过去的名字。
　　
　　他，就是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官员说话”，真的是一个大马蜂窝
　　
　　当官是一门“高危”行业，危在何处？危在说话上。
　　
　　官员不会说话，屡屡见诸报端，触目惊心：“我只为领导服务，你们算个啥？”“我当书记的，就是希望你们喝西北风！”“如果我们不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你也不能打我电话，一打都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你随便的群众就打我电话。”
　　
　　……
　　
　　当他们的雷语被媒体曝光后，遭到公众怒批，被有关部门停职、解职是情理之中的事。停职、解职只是个人的一个灾祸，更大的伤害和隐患潜藏在这背后。
　　
　　王旭明曾经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上奋战多年，也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学员，师承赵启正。对于官员说话问题，王旭明是深恶痛绝，不吐不快：“官员不会说话，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不会说人话，其次是很爱说‘普遍话’——官话、空话、套话和永远正确的废话。”
　　
　　当然，王旭明也不是把所有官员一竿子打翻。他认为这些雷语只是生活中的个别和偶然。然而，现实也不容乐观：生活中大量的官员不会把好事和好话说好，不会把不好的事和不好的话好好说，不会及时准确、有效全面地说，更不会生动形象、具体感人地说，这就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了。例如故宫博物院在“N重门”事件发生后，以“金子般”的沉默和死猪不怕开水烫精神面对媒体，这些相当普遍的不说话或不会说话的现象虽然在当下还没有使个人遭什么灾，但给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的损失却是巨大的，不啻于慢性自杀：人民群众会怎样看待我们的党和政府？怎样看待党政干部形象？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分析了党面临着的形势和挑战，讲到了“四种危险”，其中一种危险就是能力不足的危险。在王旭明看来，能力包括多方面，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特征的各种能力，当然也包括说话的能力。2009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中讲到，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六个方面的能力，其中就包括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既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又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2011年7月27日《环球时报》社评，有一段话值得当下中国所有官员思索：“可以预见，将不断有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卷入公共危机中，它们在舆论面前的笨拙将不断显现。这些笨拙将给中国的大形象抹黑，并将一点点损耗中国的政治资源。因此这个问题应当受到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
　　
　　王旭明对此十分赞同：“不可否认，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种时代的趋势，更没有认识到会不会说话关乎我党执政能力这一大问题。在我们生活中，人们普遍感觉到真正会说话的官员得不到重视、提拔和奖励，反而一些不说话或不会说话的官员不仅官位做得很稳当，而且还青云直上。在我们的官场还弥漫着唯书、唯上、唯文件的风气，这些都遮蔽住不会说话能够带来灾难的危险。虽然我们处理了个把人，也从道德上做了必要的谴责，但他们很快官复原职，加上制度层面的缺失，使得这种潜在的危机被暂时蒙蔽住了。但，危机是客观的，险情正在蔓延……”
　　
　　开启官智，王旭明谈官员的说话之道
　　
　　面对公共危机，官员如何说话，如何发好言，这是一门学问。
　　
　　从教育部发言人岗位下来后，经常有地方政府部门官员找王旭明讲座，培训面对危机如何有效发言，甚至是港澳官员进京学习，也慕名找到他来讲课。在平时的讲课以及与官员的互动过程中，王旭明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
　　
　　首先，心正言才能顺。言为心声，要想说好话，得先做好人，脑子转变了，要说心里话。“曾跟一位领导交流过如何让全民族运用自己的母语提高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能力的问题，因为我也深恶痛绝现在千人一话的假大空现象，企盼从技术层面做点突破。两位委员从政治的高度剖析了不能好好表达的根源，我惭愧。看来，光靠技术还不行，要首先给人们的脑子动刀，脑子转变了，才会说普通人的话，才会把话说好！”官员说话之道，先要解决“人”的问题，然后才是从“技术”层面来考虑。
　　
　　其次，要敢说，敢于个性表达。官员说话，敢不敢说是第一个环节，会不会说能不能说才是第二个环节。
　　
　　赵启正是引王旭明入新闻发言人门的人，他有一句经典名言“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这成了王旭明做发言人以后不变的追求：“5年时间，100多场新闻发布会，上千次记者采访中，我始终恪守着这一信条。即想要把政策说明白，念文件看似最明白，其实并不明白，要把那些内容吞到肚子里滚烂后再用自己的话反嚼出来，才能让记者明白，让百姓清楚。而这个过程还要尽量做到形象、具体、生动、有效。”
　　
　　第三，才是技术层面的学习。从“守住常识底线”和“多种手段综合使用”两个方面来讲如何说话最有效，提到了规则、适度、恰当、真诚、深刻、新颖、幽默等多个方面的技巧。他也很欣赏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这段话，并在自己之前的工作中践行之：“急事慢慢说，大事想清楚再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小心地说，做不到的事不乱说，伤害人的事坚决不说，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别人的事谨慎地说，自己的事怎么想就怎么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
　　
　　官员会说话，就是要把话说好，说得更好，说得让人受听，说得更让人喜欢搭理你——把话说好，看起来是为官说话之道，其实也是为人说话之道。可以不做官，但不能不做人啊，还要做好人说好话，活着才有味道，才能够避免灾难的发生！
　　
　　盼望总理发言人快快面世
　　
　　2011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闭幕。有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建议，由国务院设立总理发言人及相应的发布制度。这是王旭明在某报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发现的，他为之击掌叫好：
　　
　　冯委员针对现实发言，分析说，让总理经常出来参加记者招待会或做客网站是不现实的，而一年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已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胃口。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国务院设立总理发言人。对这一办法，冯委员也提出了充分的依据。我国已设立了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但还缺乏最高层的发言人。政府往往能成为新闻的第一定义者，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但先决条件必须是政府主动出击，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如果丧失了先机，政府想再引导或重新塑造舆论，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除此之外，冯委员还做了多方面考察，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都有发言人，经常代替首脑本人，对外发布他的指令、观点等。美国的白宫发言人及其新闻发布制度最为成熟。
　　
　　虽然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但王旭明深知这五个字的分量，和它对于我们国家科学执政和民主决策的重要作用：“冯委员所提问题，在很多次会议上我都听到过同行们有此类想法，大家也认为制约我国新闻发言人发展的因素不仅是制度尚需建立健全，而且要从上到下打通这一渠道，三级是远远不够的……此前同一家报纸还公布了中宣部首次设立新闻发言人，由一位副秘书长和一位主任担任中宣部的新闻发言人。在党中央提出中央各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的背景下，中宣部此举无疑是令人高兴的。再多说一点的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行政力量十分强大的国家，其实要求各个部门制定什么、设立什么、增加什么并不困难，难的是制定了、设立了、增加了以后该如何做，新闻发言人制度恰是如此。
　　
　　现在很多部门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但说得够不够呢，说得好不好呢，说得透不透呢，我看还有相当距离。不说、不好好说，不愿意为媒体提供新闻服务的局面恐怕还没有根本改变。无论是着眼国家，还是因为自己热爱那份事业，从哪个角度说，我都为冯委员的建议叫好，盼望着总理发言人快快面世，多多和人民群众交流、再交流！”
　　
　　盼望总理发言人快快面世，这成了王旭明的一个梦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