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拍摄完《慕尼黑》之后，斯皮尔伯格说：“随着年事渐高，我感到能掌握拍电影这么强大的工具，就一定肩负着重任。如今我想讲给大家的是真正有意义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为大众奉献高质量的娱乐作品的感觉也相当不错，我常常且自愿应观众的需求制作电影。制作movie和拍摄film是有区别的，但二者都很诱人，我想双管齐下。”
　　
　　尽管movie和film这两个英文单词在词典里的解释基本是一样的，但电影人习惯于用movie表示娱乐性、以票房为主导的电影；而用film表示艺术性高、私人化的电影。
　　
　　这并不是斯皮尔伯格一贯坚持的原则，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年近60，已经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导演，所以才能这样说。我们很难看到几十年前的斯皮尔伯格，但通过《斯皮尔伯格》可以让我们从头认识这个导演，他还是菜鸟的时候，说话绝不如此圆滑。
　　
　　当斯皮尔伯格签约成为导演之时，他已经在制片厂里厮混了两三年，这足以让他认识到在制片厂体系下，他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自主权、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他说：“现在我被卷进了这台巨型绞肉机，我不可能再自由地拍电影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完全正确的，签约六周之后，他被指定为电视剧《夜间画廊》其中一集的导演，从此深陷电视界，只能一集一集地遵照时间表拍摄电视剧，这让他苦不堪言。在美国，电影和电视之间虽不是截然对立，但也泾渭分明，电视界响当当的大腕明星在电影里往往也只能演配角，而电影界的明星只有到了穷途末路之时才会转战电视界。
　　
　　斯皮尔伯格的幸运之处在于当时出现了“电视电影”这个概念，因而他拍摄了《飞轮喋血》，尽管如此，美国影评界仍认为他拍的是电视节目，直到《横冲直撞大逃亡》在电影院上映，影评人才承认这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处女作”。
　　
　　成为电影导演之后，斯皮尔伯格选择以商业片开始。这是一个很幸运的故事，因为他当时正在筹备《第三类接触》（当时名为《快看天上》），如果这部电影在《大白鲨》之前拍摄，他肯定拿不到那么多的资金，也不大可能营造如此逼真的特效。
　　
　　在好莱坞厮混但未签约的那几年，斯皮尔伯格加入了“南加州黑帮”，不过这不是黑社会组织，而是一个失意的电影人团体，在那里，斯皮尔伯格认识了乔治•卢卡斯、马丁•斯科塞斯、杰克•尼克尔森、罗伯特•泽米基斯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事业伙伴，他们都以电影艺术家、改革者自居，每个人都自信满满。而其中也有两名编剧，理查德•莱文森和威廉•林克，当时与斯皮尔伯格很要好，因而斯皮尔伯格接到《大白鲨》片约后，便请这两个人写剧本，结果被一口拒绝。两个人说：“我们都在写具有社会意义的剧本，你怎么能要求我们写这么俗气的电影剧本呢？”
　　
　　80年代，随着几部电影的热卖，斯皮尔伯格已经成了票房的保证，因而他开始尝试艺术电影，包括兴师动众在中国上海拍摄的《太阳帝国》，和志在得奖的《紫色》。《太阳帝国》的上海部分受到赞扬，但之后的集中营部分被批评，这一次尝试未能为斯皮尔伯格正名。《紫色》则由于触碰到了种族问题的伤疤，和影片对黑人男子所表现出的冒犯，而受到黑人和白人的双重仇视，因而，尽管荣获11项奥斯卡提名，却颗粒无收。
　　
　　随后，他又去拍摄商业片，《夺宝奇兵》的2和3，以及阵容豪华的《铁钩船长》，这些电影的票房成绩都不错，但斯皮尔伯格终于还是决定拍一部为自己正名的艺术片，这就是《辛德勒的名单》。
　　
　　《辛德勒的名单》小说版权到斯皮尔伯格手里是在1983年，到开拍时已经整整10年。或许是前两次的尝试让斯皮尔伯格有所顾忌，或许是这种揭民族伤疤的行为可能导致更激烈的抗议，让他此前积攒的观众缘付诸东流，总之，在这十年来，斯皮尔伯格一直在尝试将导演的位置让给其他人，罗曼•波兰斯基、马丁•斯科塞斯、比利•怀尔德等人都先后与本片擦肩而过，而47岁的斯皮尔伯格终于勇敢地拍摄这部电影，而且采用了一种最冒险的方式。
　　
　　《辛德勒的名单》开拍之时，《侏罗纪公园》正在后期制作中，因而斯皮尔伯格白天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实景拍摄民族悲剧，晚上就通过越洋电话和网络监督恐龙特技的进展，这让他几乎谨慎分裂。另一个冒险源自于他拍摄《辛德勒的名单》之时，没有使用故事板，他自称只是把摄影机放在演员前，“让故事自行讲述”，以至于在后期制作时，他发现素材之中好多镜头连自己都不记得拍过。当然，不记得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片场没有看。在拍摄集中营挑人进焚化炉的场景时，斯皮尔伯格操作其中一台摄影机，但这个场景太过悲戚，他扭过脸去没敢看镜头，当拍摄完成时，他转头问另一台摄影机的摄影师拍摄的怎样，那个摄影师说：“不知道，我没敢看。”
　　
　　不过，这种不均衡的构图、“粗糙”的摄影风格和斯皮尔伯格潜意识中的紧迫感，让这部电影做到了“知行合一”、完美无瑕。摄影执导卡明斯基曾说，拍摄《辛德勒的名单》之时，斯皮尔伯格不让他使用非自然灯光、三脚架、移动车、吊臂、稳定器、变焦镜头，所有的镜头都与美学规范反其道而行之，原因就是这部电影的情节本来就不“美”，而斯皮尔伯格也不愿意“意外或下意识地美化事件”。斯皮尔伯格的尝试获得了他自己都不曾想到的成功，原本，这部电影更多是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认同感在推动，但电影显然跨越了种族的界线，打动了每一个看电影的观众。
　　
　　大多数影评人终于接受了斯皮尔伯格在艺术上的成功，称他“终于明白上帝为何赐予他如此非凡的天赋”，“你为它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是真诚的”，“斯皮尔伯格改变了人们对大屠杀的看法，也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但是，斯皮尔伯格仍然收到了零星的指责，仍有人认为他只关注了“纳粹中的好人”，却忽视了“被杀害的600万同胞”。也有人认为这部电影作为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来的作品，“故事性太强，真实性不足”，不过，有人反驳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讲故事的时候做到不讲故事？”
　　
　　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期盼已久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杯，在《紫色》铩羽而归之时，他曾说：“好莱坞终归会原谅我，我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他们总会原谅我。”《辛德勒的名单》让他赢得了奥斯卡的原谅和同行的尊重，以及影评界的认可。
　　
　　拍摄《辛德勒名单》之前，斯皮尔伯格曾骄傲地说：“只有我能让电影公司掏钱拍这部电影，因为这片子肯定会赔钱的。”
　　
　　初到好莱坞之时，斯皮尔伯格曾和传奇导演约翰•福特交谈过一次，福特警告他：“永远不要拿自己的钱拍电影。”
　　
　　1994年，在这两件事上，斯皮尔伯格发现，第一个预言错了，这部电影没有赔钱，反而盈利颇丰，第二件事，斯皮尔伯格破戒了，他把自己的钱投入了一家电影公司——梦工厂，开始用自己的钱拍电影。
　　
　　1994年，在电影史上是一个神奇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出产的好电影实在是多得不可思议，而其中很多都是绝世佳作，比如《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狮子王》《这个杀手不太冷》《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年，电影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梦工厂的成立。斯皮尔伯格为了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努力了几十年，现在他终于自己做了老板，但他很快就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成为老板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斯皮尔伯格忙于找资金、找本子、和电影发行公司搞关系，反而一部电影也没拍成。斯皮尔伯格无奈地发现，这几年里他的工作“和电影没有丝毫关系”，而更让他的无奈的，是梦工厂经营状况不佳，他必须为了钱拍摄《侏罗纪公园》的续集。
　　
　　80年代，斯皮尔伯格曾先后拒绝了《大白鲨》和《ET》的续集计划，那时的他虽然还不足以挑战好莱坞体系，但他只是孤家寡人，大不了还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以他的才华，总会有电影公司愿意给钱拍电影，而如今，他自己成了老板，再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了，为了缓解梦工厂的经营窘境，他不得不拍了自己职业生涯中口碑最差的电影《失落的世界》。
　　
　　为了获得自主权，身为老板的斯皮尔伯格要求梦工厂允许自己为其他公司拍摄电影，这或许是梦工厂电影部门经营不善的原因之一，但也是斯皮尔伯格争取自主权的又一次抗争。接下来，《断锁怒潮》《拯救大兵瑞恩》《人工智能》都是作为艺术片拍摄的，后来的《少数派报告》《世界之战》《慕尼黑》虽然商业元素不低，但斯皮尔伯格更多地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少数派报告》直指布什政府的《爱国者法案》，《世界之战》《慕尼黑》《幸福终点站》则针对恐怖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经管《慕尼黑》让他的犹太人同胞对他大加批评，但此时的斯皮尔伯格已经阅尽繁华，也历经风霜，他的自信早已不再依靠观众和票房支撑。
　　
　　斯皮尔伯格风光无限之时，曾被好莱坞记者称为“800磅的大猩猩”，形容他的力量在好莱坞无人能及，但如今，他已经被降格，称为“400磅的大猩猩”。每一个导演都会经历高处不胜寒，最终也都会归于平凡，如今的斯皮尔伯格已经可以随意地在film和movie之间转换，兴致高的时候可以一年拍两部电影，没有灵感时则可以数年不拍。他风光之时，好莱坞曾问道：“斯皮尔伯格何时才会老去”，今年他66岁，年龄已老，才华尚在，只是不可能再像年轻人那样充满血性，而是更加圆熟。
　　
　　1998年，他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也有江郎才尽的时候，斯皮尔伯格说：“我一生的时间都不够讲出自己所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