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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清华:“如何看莫言”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时间:2013-01-04 13:54来源: 作者:张清华 点击:
2012年10月9日,也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两天,关于他可能获奖的消息已经炒得很热,我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曾回答他们说,假如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真正考虑文学的因素,假如评委们在坚持人文主义普世价值标准的同时,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

  2012年10月9日,也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两天,关于他可能获奖的消息已经炒得很热,我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曾回答他们说,“假如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真正考虑文学的因素”,假如评委们“在坚持人文主义普世价值标准的同时,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定理解的话,那么我认为此奖最应该授予的就是莫言”。果然,两天后消息公布,莫言终于如愿折桂,一时间国人欣喜若狂。
  
  中国人自然有理由高兴,因为按照某些逻辑,甚至按照某些常理,中国作家要得这个奖是不会顺利的,然而在莫言这里却是出乎意外地顺,在他57岁的时候,让他拿到了这个让全世界的作家梦寐以求、让全世界的读者翘首瞩目的奖,确实不易。而为了这个奖等到耄耋之年、甚至终生错过的作家在全世界绝非个例,更何况,在中国作家头上,还罩着另外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这些年,我们所听到的对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批评声音实在是太多了。这些批评有的当然是对的,但有的则是想当然的求全责备。因为在某些人那里,他们对于作家和文本的批评从来都不是出于悉心和认真的阅读,而是出于想当然的厌恶——在他们看来,中国什么都坏,文化是粗鄙的,道德是低下的,文学是浮躁的,作家是缺少教养的……自然创作就好不到哪里。不止国内的某些批评家,国外的学者也来凑热闹,如德国的汉学教授顾彬,即在很多场合说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莫言余华的小说在德国是通俗文学”云云。可谓里应外合,鸣奏出一个互相呼应、很有阵势的合声。
  
  这些批评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没有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的文学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在近代以来,文学变成了同商业和政治密切合谋的东西之后,文学的泡沫化与市场化变成了常态,这自然是人们诟病它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低劣的东西从来也没有真正妨碍和淹没一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人们仍然能够从大量的泡沫中找到黄金,从形象与故事中找到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灵魂。莫言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作品——尽管从风格上他并非适合所有人。
  
  曾和许多文学圈内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是莫言得奖而不是别人?确乎他有幸运之处,因为中国作家中还有不少优秀者,有较大国际影响的也不止是莫言一人,但最终获此殊荣的却是他。自然大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他的东西是“原始”的,比一切讲究人工和智慧的创作更有“原始的灵性”和“原始的情境”,更有民间的、粗蛮的、生机勃勃和莽莽苍苍的的气质,而这些最终超越了人工,也超越了思想层面的东西。形象永远大于思想,这是文学中的定律,形象的东西、原始的形象的东西所生发出的诗意、可阐释出的思想,永远大于概念和思考本身。莫言正是沾了这个光,占了这个便宜。
  
  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民间故事”“历史”“当代经验”等,这些授奖词中的关键词,都是从这种原始性中生发和解释出来的。
  
  当然,莫言的优点和好处决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是有思想的,而且还一直在以自己的创作追赶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家们的思想,比如鲁迅的思想。事实上,中国当代所有最优秀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在追比鲁迅的思想,如他对国民性的针砭,对人性弱点的洞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批判,而且在尖锐和深入的程度上他们还有所前进,在这方面,莫言可谓是范例。他的《檀香刑》不就是对鲁迅小说中“围观主题”“嗜血主题”的深化么?甚至,在对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的分析方面,他比鲁迅的看法有了更精细和传神的表达——比如关于孙丙的描写,在封闭自足的文化状态下,他原本是一个正面的符号,一个美男子,一个猫戏名角,长着一副美髯,唱得一口好戏,他分明就是古老的东方式“田园牧歌”的标志性符号。但是,当外来的文明以钢铁的、强势的、侵犯性的方式出现,且在中国人的生存和中国文化内部引发了巨大危机的时候,他就变“丑”了,变成了谎称“岳大将军神灵附体”的装神弄鬼者。他注定会反抗,但结局自然也就只有两个——要么变成洋枪洋炮之下的牺牲品,要么变成失败的内部统治者的替罪羊和替死鬼。这就是中国文化内部的裂变,孙丙的死和阿Q的死是如出一辙的,但与鲁迅相比,莫言却将这一出戏演到了极致。
  
  莫言的好处当然不止这一点,他的优点还有很多,比如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就不止是采取了鲁迅的视角,而且还获得了一个“反进化论”的视野,比如他对于更早先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就不止是“吃人”,而是有充沛的生命力、有“结构性活力”的一种文化。在《红高粱家族》中,他所展现的“爷爷奶奶”的生活就是如此。他们出入于红高粱大地,“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性格,便是在被主流与正统文化规训之前的状态,而这种对历史的想象,其实就是对于“将来好过现在,现在好于过去”的简单进化论的历史观的一种反动。这是他更“现代”的地方。从“爷爷奶奶”,到“父亲母亲”,再到“我”,历史不是呈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进步”,而是一种可怕的倒退,一种生命的衰变和文化的颓圮。这一点,虽然不能说是莫言的独创,却是他比中国当代的革命作家们所描写的“进步论神话”的一个反拨与补正,同时也是对于那些优秀作家所表现出的反思精神的一个深化与承续。
  
  有人说,莫言和很多当代中国的作家有对“暴力”的嗜好,乍看起来确乎存在这类问题,但与此相连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是莫言凭空捏造了这些暴力的叙事吗?如果不是,那么一个作家面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暴力,是如同鲁迅所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还是无视暴力的存在,并努力做装饰与美化的美容师?答案当然不言自明。还有人说,暴力可以写,但作家一定要“有态度”,这也对,但是作家的“态度”既可以站出来表达,自然也可以以隐含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去感受。我相信读者在读了《檀香刑》之后,不会对暴力产生迷恋和喜好,而会有深深的恶心和恐惧。
  
  还有,莫言的小说中还呈现了强烈的伦理倾向——对于民间伦理的托举,和对于政治概念的压抑。我之所以坚持认为他的《丰乳肥臀》是“一部伟大的汉语小说”,就是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张扬了传统民间社会的美好与诗意。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语来概括,这部小说所表现的题旨,就是“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在20世纪被侵犯和被毁灭的过程”,母亲所代表的人民与民间世界,在一切外来的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合谋下,在一切外来力量的侵犯下,最终遭到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毁灭。仅就他所刻画的人物看,我也认为,说他写出了伟大的小说绝不是夸张。
  
  写到这里似乎该打住了。关于莫言和他作品的认知,这本书里的专家们要远比我所讨论的高明。我要说的是,关于莫言的研究,在当代中国文学和作家的研究中将会成为一个久远的“显学”,过去就很重要,今后将会更加显要。这当然不是就“赶热闹”的意义上而言,而是就莫言的重要性而言的。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中国的汉语新文学诞生以来迄今有“两个最重要的作家”的话,那么无疑就是鲁迅和莫言了,不管你承认与否,这一点将会逐渐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莫言的作品将会被作为经典反复讨论,其经典化的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其意义也会越来越被放大,其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多——那么这本书的价值也就会越来越明显,虽然它只是一部应急的书,一部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和全面甄选的书。
  
  “如何看莫言”,我在最后还是得回答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看莫言”的方式有一千种,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有一千部《红楼梦》,但归根结底看莫言的方式又只有一种,那就是“看作品”。不看作品只看热闹是没有意思的,莫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学世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庞大的人物谱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种不同的叙事风格,也为我们创造了独属于他自己的想象方式。这些,只有通过认真的阅读,才会有真切的体会。
  
  我们要向以往所有莫言小说的研究者、批评者和阐释者们表示敬意,他们对于文学的敏感和对于作品的解释能力,对莫言如此迅速地产生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某种意义上,是莫言和批评家以及读者们共同创造了他的那些作品,也共同创造了“莫言”这个符号。因此,“看莫言”对于批评家们来说也是看自己,对于读者来说则是从阅读中寻找自己的文学理解。这本书不可能提供完全和最终的答案,但却可以是一个小小的契机,一条通往莫言和我们自己的文学世界的花间小径。
  
  它很有风景。
  
  2012年11月,于北京清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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