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9日，也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两天，关于他可能获奖的消息已经炒得很热，我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曾回答他们说，“假如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真正考虑文学的因素”，假如评委们“在坚持人文主义普世价值标准的同时，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定理解的话，那么我认为此奖最应该授予的就是莫言”。果然，两天后消息公布，莫言终于如愿折桂，一时间国人欣喜若狂。
　　
　　中国人自然有理由高兴，因为按照某些逻辑，甚至按照某些常理，中国作家要得这个奖是不会顺利的，然而在莫言这里却是出乎意外地顺，在他57岁的时候，让他拿到了这个让全世界的作家梦寐以求、让全世界的读者翘首瞩目的奖，确实不易。而为了这个奖等到耄耋之年、甚至终生错过的作家在全世界绝非个例，更何况，在中国作家头上，还罩着另外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这些年，我们所听到的对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批评声音实在是太多了。这些批评有的当然是对的，但有的则是想当然的求全责备。因为在某些人那里，他们对于作家和文本的批评从来都不是出于悉心和认真的阅读，而是出于想当然的厌恶——在他们看来，中国什么都坏，文化是粗鄙的，道德是低下的，文学是浮躁的，作家是缺少教养的……自然创作就好不到哪里。不止国内的某些批评家，国外的学者也来凑热闹，如德国的汉学教授顾彬，即在很多场合说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莫言余华的小说在德国是通俗文学”云云。可谓里应外合，鸣奏出一个互相呼应、很有阵势的合声。
　　
　　这些批评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没有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的文学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在近代以来，文学变成了同商业和政治密切合谋的东西之后，文学的泡沫化与市场化变成了常态，这自然是人们诟病它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低劣的东西从来也没有真正妨碍和淹没一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人们仍然能够从大量的泡沫中找到黄金，从形象与故事中找到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灵魂。莫言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作品——尽管从风格上他并非适合所有人。
　　
　　曾和许多文学圈内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是莫言得奖而不是别人？确乎他有幸运之处，因为中国作家中还有不少优秀者，有较大国际影响的也不止是莫言一人，但最终获此殊荣的却是他。自然大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他的东西是“原始”的，比一切讲究人工和智慧的创作更有“原始的灵性”和“原始的情境”，更有民间的、粗蛮的、生机勃勃和莽莽苍苍的的气质，而这些最终超越了人工，也超越了思想层面的东西。形象永远大于思想，这是文学中的定律，形象的东西、原始的形象的东西所生发出的诗意、可阐释出的思想，永远大于概念和思考本身。莫言正是沾了这个光，占了这个便宜。
　　
　　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民间故事”“历史”“当代经验”等，这些授奖词中的关键词，都是从这种原始性中生发和解释出来的。
　　
　　当然，莫言的优点和好处决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是有思想的，而且还一直在以自己的创作追赶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家们的思想，比如鲁迅的思想。事实上，中国当代所有最优秀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在追比鲁迅的思想，如他对国民性的针砭，对人性弱点的洞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批判，而且在尖锐和深入的程度上他们还有所前进，在这方面，莫言可谓是范例。他的《檀香刑》不就是对鲁迅小说中“围观主题”“嗜血主题”的深化么？甚至，在对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的分析方面，他比鲁迅的看法有了更精细和传神的表达——比如关于孙丙的描写，在封闭自足的文化状态下，他原本是一个正面的符号，一个美男子，一个猫戏名角，长着一副美髯，唱得一口好戏，他分明就是古老的东方式“田园牧歌”的标志性符号。但是，当外来的文明以钢铁的、强势的、侵犯性的方式出现，且在中国人的生存和中国文化内部引发了巨大危机的时候，他就变“丑”了，变成了谎称“岳大将军神灵附体”的装神弄鬼者。他注定会反抗，但结局自然也就只有两个——要么变成洋枪洋炮之下的牺牲品，要么变成失败的内部统治者的替罪羊和替死鬼。这就是中国文化内部的裂变，孙丙的死和阿Q的死是如出一辙的，但与鲁迅相比，莫言却将这一出戏演到了极致。
　　
　　莫言的好处当然不止这一点，他的优点还有很多，比如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就不止是采取了鲁迅的视角，而且还获得了一个“反进化论”的视野，比如他对于更早先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就不止是“吃人”，而是有充沛的生命力、有“结构性活力”的一种文化。在《红高粱家族》中，他所展现的“爷爷奶奶”的生活就是如此。他们出入于红高粱大地，“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性格，便是在被主流与正统文化规训之前的状态，而这种对历史的想象，其实就是对于“将来好过现在，现在好于过去”的简单进化论的历史观的一种反动。这是他更“现代”的地方。从“爷爷奶奶”，到“父亲母亲”，再到“我”，历史不是呈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进步”，而是一种可怕的倒退，一种生命的衰变和文化的颓圮。这一点，虽然不能说是莫言的独创，却是他比中国当代的革命作家们所描写的“进步论神话”的一个反拨与补正，同时也是对于那些优秀作家所表现出的反思精神的一个深化与承续。
　　
　　有人说，莫言和很多当代中国的作家有对“暴力”的嗜好，乍看起来确乎存在这类问题，但与此相连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是莫言凭空捏造了这些暴力的叙事吗？如果不是，那么一个作家面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暴力，是如同鲁迅所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还是无视暴力的存在，并努力做装饰与美化的美容师？答案当然不言自明。还有人说，暴力可以写，但作家一定要“有态度”，这也对，但是作家的“态度”既可以站出来表达，自然也可以以隐含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去感受。我相信读者在读了《檀香刑》之后，不会对暴力产生迷恋和喜好，而会有深深的恶心和恐惧。
　　
　　还有，莫言的小说中还呈现了强烈的伦理倾向——对于民间伦理的托举，和对于政治概念的压抑。我之所以坚持认为他的《丰乳肥臀》是“一部伟大的汉语小说”，就是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张扬了传统民间社会的美好与诗意。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语来概括，这部小说所表现的题旨，就是“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在20世纪被侵犯和被毁灭的过程”，母亲所代表的人民与民间世界，在一切外来的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合谋下，在一切外来力量的侵犯下，最终遭到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毁灭。仅就他所刻画的人物看，我也认为，说他写出了伟大的小说绝不是夸张。
　　
　　写到这里似乎该打住了。关于莫言和他作品的认知，这本书里的专家们要远比我所讨论的高明。我要说的是，关于莫言的研究，在当代中国文学和作家的研究中将会成为一个久远的“显学”，过去就很重要，今后将会更加显要。这当然不是就“赶热闹”的意义上而言，而是就莫言的重要性而言的。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中国的汉语新文学诞生以来迄今有“两个最重要的作家”的话，那么无疑就是鲁迅和莫言了，不管你承认与否，这一点将会逐渐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莫言的作品将会被作为经典反复讨论，其经典化的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其意义也会越来越被放大，其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多——那么这本书的价值也就会越来越明显，虽然它只是一部应急的书，一部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和全面甄选的书。
　　
　　“如何看莫言”，我在最后还是得回答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看莫言”的方式有一千种，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有一千部《红楼梦》，但归根结底看莫言的方式又只有一种，那就是“看作品”。不看作品只看热闹是没有意思的，莫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学世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庞大的人物谱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种不同的叙事风格，也为我们创造了独属于他自己的想象方式。这些，只有通过认真的阅读，才会有真切的体会。
　　
　　我们要向以往所有莫言小说的研究者、批评者和阐释者们表示敬意，他们对于文学的敏感和对于作品的解释能力，对莫言如此迅速地产生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某种意义上，是莫言和批评家以及读者们共同创造了他的那些作品，也共同创造了“莫言”这个符号。因此，“看莫言”对于批评家们来说也是看自己，对于读者来说则是从阅读中寻找自己的文学理解。这本书不可能提供完全和最终的答案，但却可以是一个小小的契机，一条通往莫言和我们自己的文学世界的花间小径。
　　
　　它很有风景。
　　
　　2012年11月，于北京清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