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简介：巴曼，原名譚國文，土家族，上世纪60年代生于石柱，六级公残，从小生长在长江三峡上游，上过九年学，当过农民、码头搬运工、机关干部。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星星诗刊》《青年文学》《黄河文学》《芒种》等刊物，作品多次获各级奖励。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重庆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协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协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石柱报》副刊编辑，重庆理工大学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研究所《新诗》编辑部主任。著有长篇小说《阳界》，长诗《鬼城谣》，专著《巴国翅膀》、《西沱烟雨染红尘》等。

　　

　　亚东：你笔名“巴曼”，与古代神奇的巴国传说有关联吧？

　　

　　巴曼：巴国之梦时时环绕在我的心间。据传：距今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今重庆市巫山县已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人类——巫山人。夏商时期，三峡地区是全国主要岩盐产区，由于盐是古代重要的硬通货之一，由此在巫山地区催生了早期的巴国文明。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国建于西周初年，为周初封国，是先秦时期中国南方重要方国之一，故都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先秦时期，诸侯国巴国先后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江州（今重庆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建都。《山海经》中记述，巴人豪侠群居、不纺织就有衣穿，不耕作就有粮吃，《诗经》中有“不绩不经”；“不稼不穑”，即指巴人生活。周庄王八年（前689年），巴国与楚国激战（今湖北荆门县东南），双方相持数月，巴人因不敌而归。巴楚之战由此时断时续，这样的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巴史典籍。“巴”字小篆象“蛇”形，意大为“龙”，“曼”是蜿蜒曲折的意思。我取名为巴曼，意指本人历经坎坷，而精神与意志却追求桀骜不驯。

　　

　　亚东：我们总能从你的文字中读出一种大三峡的风光与情感。仿佛感觉到了你文字中的那种神性的写作情愫与独特风格，特别是那些描写大三峡的有关于土地、乡情、恋情的文章。你在长篇小说《阳界》中描写的那个“桃花坝”情景给人们留下了非常美丽的印象。为何要特别突出并始终贯穿这种地域情愫？

　　

　　巴曼：是“大三峡”的神奇筑就了我的文学之路。滔滔奔流的“大三峡”是我文字的主体与魂魄。三峡即是指万里长江之上的一段山水壮丽的大峡谷，它西起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市的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为“三峡”。整个三峡江面全长约191公里。三峡的山水孕育出了古今中外无数诗人，留下了许多美丽又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我的老家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就在三峡上游库区湖心地带，从小就受到了长江文化的熏陶。因而我的文字就会显露出那片神山圣水的灵性与魅力，就会泛起那里的江河的旖旎风光和种种神奇幻象。我的文字永远沿着“大三峡”游走，是这一方泥土给了我笔下无穷的思维和山水之灵性。

　　

　　古老的西沱古镇是我的故乡，我的出生之地“桃花坝”，随着三峡库区的蓄水，已经大部分沉没于水底下去了。但我的灵魂尚留存在那里，“桃花坝”是我生命中幸福又悲痛的梦。目前，随着新三峡环湖游的兴起，西沱古镇正在开发土家风情一条街——新云梯街。建成以后，各式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长廊环绕，蜿蜓曲折，屋檐翘角，空中飞啄，拾级而上，仿古的吊脚楼，前店后坊，青色的石板路，直上九霄，到处都会是如梭的游人。而“桃花坝”就是“西沱古镇”所辖的一个小小乡村。

　　

　　桃花坝又名陶家坝，陶家坝亦名逃家坝。有一种传说，就是当年湖广填四川时，有一批因逃难或逃荒而来的人聚居在此地区，遂将地名称为“逃家坝”。

　　

　　古代的石柱县佛教与道教尤为繁盛，“银杏堂”就是明代以来的川东名刹，由著名的破山禅师亲临主持，尤其是银杏堂周边风水学较为有名。道教也是川东地区重要的宗教，在佛教兴盛以前，川东忠州、夔州（奉节），人们主要信奉着道教，所以，石柱境内之山脉“七耀山”，实应为“七曜山”，从文化角度看，它来源于道家占星术名称。日、月、水、木、金、火、土，合称之为“七曜”，这是非常难得的地名，全国仅此一地。在七曜山地区，曾有七个山头，完全按五行与位置分布着，这是天然的望星空之圣地，目前正在与南京和重大等高校联合开发搞天文爱好者体验之地。石柱县境内历来佛道互补，文化阐释与结构极其完整。

　　

　　石柱县紧邻“鬼城”丰都县，这些文化反应在文学中，恰恰是魔幻现实主义，近期莫言获得诺奖，也正是“他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不可否认，这种阐释方式能更好的表达我们对世界的某些见解，我的文字也常常与“鬼神”有某种关联，这是我们身处信息时代，正在与某些传统习俗割裂，正在与某些原初文化疏离，而内心失落的一种变形，一种倾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情属地，一个隐匿的象征或一个公开的符号，高密是莫言的文学坐标，“桃花坝”则是我的隐秘家园、精神源泉、文学城池和归属坐标。

　　

　　亚东：在这个文化城池中，您一直在试图“变形”，能谈谈您的创作观吗？

　　

　　巴曼：如果文字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卓越就不能算是诗。但是，人们在诗中要做到文字的逐步卓越却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节奏疏远了诗歌的美丽，但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华民族是最懂也是最需要诗歌的群体，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闻名世界的诗歌总集《诗经》，几千年的文明史创作出了大量的民歌、民谣，对中国文化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现在出版的很多古典诗歌就很受读者欢迎，家长总是喜欢教孩子背诵几首唐诗宋词，一些企业家还常常出资支持诗歌创作事业。即便如此，传统在新的时代也需要寻求适合时代的表达形式。现在是诗歌创作求变的时代，我的诗歌被称为是一种“变形文字”，这就像书法那样，追求正楷是一种艺术，然而更多的是将其文字进行不断地变化与造型，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样的作品才算是艺术上的艺术。我的创作就是围绕着文字的变形而展开的，我始终在进行着长期艰难的文字创设与探寻。诗歌的语言不同于小说和散文，它永远是建立在“变化气质”之上的特殊艺术形式。因为诗的语言它不仅仅只是人们对于一切事物意象的简单影射与复制，而是一种无止境的追寻并加以变幻，不断地强化和超越，在个人的具体实践过程之中，逐步趋向其语言上的不断卓越化。

　　

　　亚东：“变”向何方？

　　

　　巴曼：自五四运动以来，新诗一直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性写作形式。现代新诗，人们除了继续沿用古代具有其生命力的精粹的语言外，还雅俗结合，融入时代语言或口语表达能力，使之更加鲜活而生动起来，以实现其雅俗共赏的效果。

　　

　　信息的高速传播给新诗插上神奇的翅膀。互联网的发展和繁荣，对中国新诗的重新建构具有极其强大的助推性作用。现代新诗在其自身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无不受到了外国诗歌的种种影响与制约。这也对中国新诗艺术追寻的方法及形成起到了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诗人都是在吸取了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等多重因素及有益营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这样，对现代新诗的表现方法和各种艺术形式的实践和尝试都有着多途径的探索与构思。由此也就衍生出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艺术潮流以及派别，随即也出现了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散文诗等多种语言艺术表达形式。众多诗人的探索和一些杰出诗人的崭新创造，使现代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和多样化。

　　

　　显然，这也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即体系的重新建立有先验性的合理创设，我们以此为基点，再来组织相关的概念和逻辑演绎，从而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表述体系与范畴。虽然，目前网络诗歌人才参差不齐，又显得鱼龙混杂。然而，只要是新生事物，它就会冒出来诸多的不妥细节与点点瑕疵的，我们应该相信诗前进的方向和主流，因为诗本事就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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