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对国人来说算不得一个陌生的词语。在近三十年的中国——通过种种蹉跎，凭一纸去往他国的证件，然后是，在梦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下开始的打拼与艰辛。

　　作家陈希我的新作《移民》正是演绎了这样的一出移民众生大戏。小说由陈千红串起一系列人物，从上世纪80、90年代单单为挣钱出国，到如今的各种出国目的，偷渡、留学、投资、旅游……方式用尽只为离开。《移民》透过个体视角，透视近三十年来中国移民潮众生相，反思狂热的移民现象及其背后的根源。在《移民》中，总有一个声音提醒着读者：精神上没有摘下枷锁自我解放的人，漂流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是自困。

　　陈希我，当代著名作家。现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香港《凤凰周刊》称其作品是“活脱脱人性阴暗的浮世绘”。

　　记者手记

　　这一次，书写文学的“软”

　　印象中第一次确切地知道陈希我，是在五六年前。那时候，他的《冒犯书》因被查扣一事，曾闹得沸沸扬扬。而他的那句“文学就是冒犯”，曾让人眼前一亮。后来，便陆续找了些他的小说看，字句之间，清晰感觉到其他对人性及欲望书写的用力。再然后，看他的博客，他写的专栏，亦是颇多趣味，时有警句，教人深思。

　　这一次，电话采访他，是因为小说《移民》。陈希我用一个名叫陈千红的福建女子赴日打工又回国发展，而后又试图出国移民的经历，串起了25年来中国移民者的漂泊故事。此举，不免让人有些疑惑：一个总是解析人性的作家，突然关注现实题材——这是一种转型？

　　电话那头，陈希我的语气里，总有一种热切的劲儿。他的语速很快，习惯把“说”说成“讲”，喜欢举例子。他说，尽管小说《移民》是现实题材，与现实挂钩是其有意为之，但在小说创作时，无论是陈千红，还是魏小徵，他依然给予这些人物丰富的人性：陈千红总是在谈感情，而贪官魏小徵，愿意拨款扶持诗歌创作，证明人文的精神依然不死。不过是，与以往书写人性时的“够狠”相比，这一次，更多地在书写妥协与无奈。

　　新书

　　这部小说有意地在与现实挂钩

　　记者：在《移民》的腰封上，说这部小说“潜心追踪了十八年，九易其稿”。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和反复选择，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陈希我：想写这本书，最初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正准备跑路澳大利亚，但最终去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我就感觉，这种“往外跑”的状态，很值得去关注。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是在日本酝酿的。1994年我回国之后，就陆陆续续在写有关移民的小说，到1996年，我把最初的小说写了出来。但有一个问题，当年我们出国的时候，我知道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处境不好的人出去，小说写完，发现在国内生活的不错的人也要往外跑，这真叫人搞不懂，所以，我就继续关注这个事情。就这样，写了很多稿。这本书的内容也不断更新，到了几乎无法收笔的地步。

　　记者：《移民》这部小说，一部分是在写国外，尤其是日本的生活；另一部分主要是在国内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在对国外生活的描写中，相比于您笔下日本生活的鲜活生动，在加拿大的笔墨显得就要平淡的多。这是不是也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

　　陈希我：这部小说最早写的就是在日本的生活。写日本这一块儿的内容，某种程度上说，是沉淀的比较久的。至于写到西方国家的部分，虽然我有家人在西方国家，但肯定不比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有人问我既然是写《移民》，为什么国内这部分反而比重更大，虽然我没有当商人，也没有像陈千红一样当妈妈桑，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周围这一类的人很多。其实我原来的小说，更多的是在写人的欲望、人性，所以这部小说也是我的写作经历中比较特殊的一次。

　　记者：的确。您之前的作品，于精神层面的表达要更多一些。《移民》里的那些人，虽然也有困惑和迷茫，但您更多地是在呈现他们的一种状态。

　　陈希我：我其实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写，但最终我选择更接近现实一点，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干货”。我是有意把这个小说写的有一点纪实成分——小说里有一些真实的事件，像洪锋被打、马原被打；然后我用了一种编年体式的写法，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每一年的GDP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真实的。这部小说，原来在结尾的时候，我是这么处理的：多少多少年，中国的GDP到什么程度，陈千红做什么事情，多少多少年，中国的GDP到什么程度，陈千红做什么事情，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了，陈千红移民美国……将这些列一个表，当成结尾。当然后来删掉了。

　　记者：我注意到，在小说正式开始之前，您还有意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

　　陈希我：对，因为我希望对时代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指认。在这部小说里，我是有意地在与现实挂钩。

　　记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移民》的写作与您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您曾经表示，比较排斥经验化的书写。

　　陈希我：我们要看“经验”怎么理解。现在很多人容易把经验和经历混为一谈。比如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朝被蛇咬”是经历，“十年怕井绳”是经验。当时我反对，是因为很多作家停留在“一朝被蛇咬”的状态中间，他们没有进行归纳，没有进行提升，把自己的经历写完就再也写不了什么了。我对经验不排斥，但是对经历比较排斥。我举个例子，像卡夫卡，他写人变成甲壳虫，那只可能是经验，不可能是经历。像这种经验，我是赞成的。《移民》这部小说，虽然纪实成分多一点，但是传奇性的东西还是有的，像陈千红这样一个女性，她的跌宕起伏，显然不能简单地当成一个经历来看。我一直强调陈千红是“水一样的女人”，实际上是一种隐喻——在我们这个时代，谁都跟水一样无常，没有定性。这也应该属于经验的范畴。

　　当代文学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不尽如人意

　　记者：我可以理解您的这种书写选择，但就阅读的体验而言，还是更倾向于您之前的那些作品。想当年，您写《冒犯书》，敢于在每节开始都放一句“你可以选择合上这本书，你确实要打开吗？”那种霸气，曾经让人耳目一新，不是很多评论者都觉得你“够狠”、“够极端”么？

　　陈希我：我觉得，过去有些人对我的作品可能有误读。很多人觉得我的作品里狠的成分、凶猛的成分大一点，但实际上，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柔软的东西。有一年，我看到莫言在谈他的作品，说人家讲他的作品残忍欲绝，但是，莫言说，你们没有看到我的作品里面温柔欲死。我觉得莫言评价自己很准确，我也类似于这样。

　　记者：不过，现在评论界给您的评价是“极限作家”、“后先锋作家”。

　　陈希我：我是觉得，先锋或者极限，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其实真正的先锋或者极限是没有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在讲，文学的底色应该是软的。举一个例子，鲁迅的批判国民性，应该说这是很尖锐的，但是鲁迅实际上还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地方。

　　记者：对。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文学是比弱的，比的是软肋”。

　　陈希我：但这一点很多人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好作家，我觉得应该是很游移的。文学家不是政治家，不需要明确的纲领。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有人说他比较妥协。莫言确实是比较妥协，但是他身为一个作家，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问题。在文学中有他尖锐的地方，在现实中有他妥协的地方，这非常正常。事实上，在写作的时候，作家是处在一个很混沌、很矛盾的状态。他在书写苦难，但他何曾希望苦难。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作家做得很不够的地方，特别是那种所谓关注现实的作家——他们把所谓的现实和罪恶写的太单一了。

　　记者：所以您曾批评说，我们的文学太注重世俗的逻辑。

　　陈希我：对，世俗的逻辑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逻辑，小孩子要读书，读书完了当官，就是这种逻辑。而文学，在这种逻辑之外，还要找到另外一个逻辑。中国文学有的境界不高，原因就在于，我们善于表达这种世俗逻辑，比如说我穷，我饿，就拼命写饥饿，写如何吃东西。像余华的《活着》，我觉得最亮点就在于，福贵最后是活着，而无所谓活着。作为一个小说家，余华懂得这个道理。在我的小说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我没有刻意去把谁妖魔化，这些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只有抱着这着心态，才能关照这个社会，关照你的题材。

　　记者：既然您对当代文学有这么多批评，那么您如何评价当代作家群体的写作？

　　陈希我：对当代的写作做评价，没有参照系是不行的。一个参照是古典文学，但是中国古典文学几千年，拿几十年与几千年做比较，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拿唐代其中一百年来与我们现在比，唐代也未必会好多少。李敬泽曾经说过，唐代也产生了很多垃圾诗，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白、杜甫。所以这么看，如果按百年成就，我们的成就也不低。

　　第二个，跟“五四”时期到1949年的文学比，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先锋小说开始的文学，也不差。在数量上和总体质量上的整齐，我们这个时代是相对比较好的。

　　再跟1949年之后的17年比，那我们绝对是好得多。当然，还有一个参照系是外国，从鲁迅开始学果戈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成为果戈里的，学莎士比亚的，也没能成为莎士比亚。但是话讲回来，如果从当代来比，从文本上来说，中国的文学也不是想象的那么不尽如人意。外国文学这些年实际上也相对比较弱，有的人说莫言的作品不好，你把莫言的作品和其他获诺奖作家的作品摆在一块儿，我看不至于会得出莫言作品比别人差或者差很多这样的结论。新疆网讯（记者刘雪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