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雄：户籍制度是人类历史的大倒退。关于它的弊端，在现今不胜枚举，我还是说说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事情吧！那时，全国各地饥荒不断，如果是在以前，灾民们还可以到各地区乞讨或者打拼，"闯关东"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么？——但是，你实行了户籍制度，严重把人给限制住了，不让人外出，这不是让人等死么？但就这一方面来讲，户籍制度就已经罪大恶极！

　　至于怎么改革，我想这是一个潮流的问题，你看现今世界，还有多少国家在实行户籍制度？我们为什么不能融入世界大潮？尊重人民的意愿，尊重人的价值，是户籍改革的前提。

　　李立勋：说道户籍制度，我想到了前几天的"7•21"北京暴雨。灾难过后，北京政府便组织人们捐款，这时，很多网民反问道，"捐款要北京户口吗？""要不要五年纳税证明？""好事没想到我们外地人，坏事时又想到我们了？"……请问康老，对此您怎么看？

　　康国雄：荒唐啊！你本身就（用户籍制度）把人划分为许多等级，这本来就够荒唐的，危难关头，你说说，这个等级还要不要？我到北京来工作，没有户口，你们用等级来排斥我，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总不能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是负担；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招之即来。再者，政府现在这个慈善制度、红十字会，都成什么啦？太乱了，已经让人没法相信了。我记得前几天，崔永元搞了一个什么基金会，说请那些在"7•21"雨灾中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吃顿饭，然后很多网友就开始跟帖留言了，纷纷说自己也要捐一份子钱。这说明，大家的爱心并没有丧失，但大家宁愿去捐一个民间的慈善组织，也不愿捐给你政府，你政府有过反思没有？

　　5.文革的悲剧是因为奴化教育

　　李立勋：康先生自称是吃"剥削饭"长大的资本家后代，想必对那种些三反五反、文革浩劫等深有感触吧！现阶段，提起文革那段历史，为什么我们总有如此诸多的忌讳？很多人在尝尽精神和肉体的磨难后，最后仅得到一句平反就毕生无憾，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人民如此容易被满足？

　　康国雄：中国人已经被奴役几十年了，他们在心理都产生了这种潜意识，"我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是资产阶级出生"，"我有资产阶级烙印"等等，所以，他们挨批，觉得这很正常。可今天看来，这是多么荒唐，所谓的资产阶级队伍中，有很多很可贵的思想，拿我父亲来说，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导我们要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要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可现在，你挨了打，被剥夺了资产，你还叫"打得好"，这是什么道理？！

　　李立勋：对于那场灾难所造成的恶果，历史一直在寻找原罪，开始是林彪，接着是四人帮，最后又是"三七开"的毛泽东，康先生，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反思，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

　　康国雄：中国人必须从过去的奴化教育中清醒过来，中国人正是因为接受了长时间的奴化教育，所以才导致文革悲剧，一个人就把全国煽动起来。确实，文化大革命让我想到了法西斯的德国，崇拜个人、崇拜党，我们必须从小开始，从小学开始，培养一种公民教育，把那种奴化思想彻底根除。对此，我比较悲观，至少要抓一百年。

　　6.台湾之行的收获

　　李立勋：上世纪九十年代，你曾经进行过一次台湾之行，对您的最大感触是什么？毋庸置疑，台湾的文明已经领先于我们，它对我们有哪些借鉴意义？

　　康国雄：台湾保留中国的文化遗产最多，人性也流露得最多，把中国人的美德也继承得最好，就连它的街道，也是按照仁、义、礼、智、信，"仁之街"、"礼之街"、"信之街"等等来命名的。我在书中（《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中曾举到这么几个例子，我觉得很有价值。一次，出租车司机拉我去陈立夫故居，转了几条街，因为他也不熟，他便开一会儿停下来打电话问一会儿，他不但没有不耐烦的样子，而且到了那条街，他还下车陪我去找那个门牌号，到了以后，他才回到车上继续工作，这让我非常感动。还有一次到黄埔同学会，下车后，司机连忙向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给您多绕了一段路，耽误了您时间。"这也让我很吃惊，在大陆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坑、被宰，在异乡，一句简单的道歉总能温暖人心。再说说警察吧！咱们大陆的警察，我见了都害怕，更别说问路；在台湾，每次问路时，他们都会陪着我走很长一段路，直到我快到达目的地为止。

　　其实，无论是司机还是警察，都只是最普通人物，但他们确实把台湾社会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给展现出来。我从小读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家乃亡，"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社会，还有多少人讲礼、义、廉、耻的？

　　李立勋：台湾的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他有两句流传很广的话，"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我承认我专制，但我愿用专制结束专制"，作为同辈人，您是如何评价蒋经国其言、其人的？

　　康国雄：我想，也只有伟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吧！除了这两句话外，他还订立了一个遗训，蒋家后人不允许参政。所以你看现在，蒋家后人都很低调，没有一个太子党，也没有人因为他的关系而捞钱或者捞利。这些，对于净化社会风气，都有着积极意义。

　　7.我最佩服胡耀邦

　　李立勋：看来您对台湾前两代领导人还是评价挺高的，那么，您认为大陆的几代领导人中，有哪位令你印象最深刻？

　　康国雄：在大陆的领导人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胡耀邦，80年代中后期，我到香港定居，就是他亲自批准的。他是从内心深处体贴老百姓的，他能看得到群众来信那八分钱的邮票。

　　第二部分：现时多艰

　　8.社会风气之变

　　李立勋：康先生您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说道，您在四川（重庆）的故居有两个院子，两个花园，然而却没有铁丝网，也没有保安，由此可见那时的社会风气应该很淳朴。然而，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防备却很深，亦有人感叹我们社会风气已经大不如前。康先生，您能切身感受到这种风气的某些改变吗？症结何在？

　　康国雄：这种改变我深有感触。记得我小时候，周围的同学、伙伴们都是很淳朴的，没有那种攀比心理，他们都不在意你的家庭背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很平等。我老爸是开银行的，比家世，谁比我有钱？但是我也并没有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再给你说一个例子，我在巴蜀的时候，从来没跟人说过我认识蒋委员长，觉得这没什么，不就是认识一个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再看看现在的人，有了一点儿钱，就唯恐全世界不知道，整天在那儿炫富，他们丝毫意识不到这种暴发户的行为是很让人看不起的。我想，社会风气质变，主要还是金钱惹的祸。现在社会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但贵族却越来越少，这是很令人痛惜的。

　　李立勋：社会风气的改变，归根结底是由于道德水平的降低，这导致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一青年为就落水者不幸遇难，然而被救者却说"关我屁事"，即使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被迫道歉，也是在重重警力的保护下。康先生关注过此事件吗？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完成道德重建？

　　康国雄：这个新闻我没关注过，但听起来，还是很令人愤慨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道德的沦落。道德为什么会沦落？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都是教育毁的。我们的教育发展几十年了，连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没有培养出来，现在又把人毁成这样，我们的社会，的确该反思了。

　　9.金融市场两重天

　　李立勋：康先生您是研究经济学出身，您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它似乎是两重世界：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股市与投资界均不景气，吴英案、温跑跑等让人揪心，是不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

　　康国雄：现在的金融市场一塌糊涂，都是因为政府的垄断行为。经济发展本来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你政府不去遵循这个规律，而总想把它管起来，这怎么行？就拿吴英案来说吧，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好多年，政府迟迟不敢宣判，因为影响太大了。这个案子的根源是什么？还是融资的问题，民营企业要生存，他们要资金，通过正规途径不行，所以他们就走"邪"路。另一方面，你银行也有问题，银行生存的根本是什么？一个字，信，民众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你银行了，你的金融能好得起来么？

　　经济是有它自然规律的，我们的政府老想去干预经济，这就犯了经济学的最大错误。拿当初的四万亿来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这么一条规律，纸币的发行量应以流通中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度，如果发行量超过流通量，超过多少就要贬值多少，你一下子弄出四万亿出来，怎么出来的？当然不是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你税收得来的，很明显，印钞票嘛！而这四万亿投到了哪儿去？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投这些上面去了，投出去了，就没有了，它不像工厂，你投上去了，还可以再生产的。所以说，它必然要出问题。现在的许多问题，都与四万亿有关。

　　总之，政府应该充分放权，让经济能自由发展，不要再多干涉了。

　　10.头疼的房价问题

　　丁凝：当今社会，高房价也一直是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它扼杀了许多年轻人的梦想。在目前的一系列"救市"与"限购"的博弈中，您认为我们的房市未来该如何走向平衡？

　　康国雄：房市必须控制，因为这是一个泡沫。你想想，如果中国人奋斗一辈子，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你活着干吗？中国还不乱了吗？当初，他为了刺激经济，投资了四万亿；但是，另一方面，限购的话，其他很多行业又受到影响，钢材业、水泥业等行业，全要垮，所以说，不限购也有难处，限购也有难处。这些，都是当初的错误决策决定的。当初，很多经济学家都指出了今后会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府他不听，这能怪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