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如何出炉，是一个很神秘的过程。”他这么信奉经验主义，也会说出这么神秘主义的话。“你这会要我写黄鹤楼，强制我，我就写不出来。非得有个触电的过程。”评论家昌切说张执浩是在用艺术的法则规范生活的法则，从创作第一天起就在追求奇思妙想。他剔除了虚假的善，追求本我的真，一心要呈现有味道的美。“有我之境”不见得比“无我之境”逊色。

　　抽烟、喝酒，率性、好玩、随和。张执浩现在是湖北诗歌界的一个中心点，很多人愿意找他玩。

　　不喜欢道貌岸然的写作

　　读+：你的诗很容易让人看得懂，“看得懂”是你的个性追求，还是基于对一般诗歌做派的反叛？

　　张执浩：主要是个性使然吧。在很多人眼里，我还算亲和，写作很少刁钻乖戾。评论家臧棣说我“将生活作为一种友谊的对象”，我很认同。创作技法上的另辟蹊径和写作态度上的乖张刻薄是两码事，我可能更爱行大道，光明正大地写，最不喜欢装腔作势。

　　读+：很多诗人都喜欢做出反道德的姿态，你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张执浩：我不喜欢装神弄鬼，也不喜欢道貌岸然的写作，我喜欢那些能够反映出我们生命体征、生活情貌的作品。那种弥散在字里行间的人性温度和承受力，感染力特强特持久。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反叛的诗人。如果我的内心足以强大到自成一种现实，就无需靠任何姿态来博取身边现实的关注。

　　回到洞穴困住自己，是一种诗人处境。也可以从洞穴出发，越走天地越宽，把整个世界整个星空容纳进来。我觉得后面一种方式很好。我需要一个庞大的胃，消化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悲欢、良善和不公。

　　我觉得诗人、读者对于词语选择不要有洁癖，每个词都是无辜的。有时人们觉得涉及生理、生殖的词说不出口，但我不这么看，会大胆使用。一个好的作家能够去掉文明附加其上的污秽，赋予新意。

　　当下“真”或许更重要

　　读+：《粮道街》提到那道拉链一般的伤口，你真的有吗？

　　张执浩：有啊，我做过阑尾手术。我从不写那些凌空蹈虚的东西，尤其最近几年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都能找到出处。我有篇文章，《为了高高的小山丘》，提到一部爱尔兰电影，几个工人去测量爱尔兰一个小镇里一座山的高度，如果那山没有1000米高，就不在地图上标出来。小镇的人很恐慌，怕高度不够，自己会从地图上消失，于是全镇的人都忙碌起来，一面千方百计拖住测量员，一面动员男女老少昼夜不息挑土垒山，人为将山体堆到1000米高。我觉得每个作家都得干一件事情，为自己的家乡找到一个普世认同的位置。作家要有出处和来历。

　　读+：诗如果完全脱离了现实，过于唯美主义，是不是会给人奢侈贵族的感觉？你如何平衡苦难的表达与艺术的质感？

　　张执浩：我以前也有唯美主义倾向。美总是诗人的追求，不管采用什么表达形式。但对于当下的诗歌来讲，“真”或许更重要，尽管求真的路曲折艰难。我这集子里有很多诗直面尖锐现实，针对重庆唱红歌、春运，甚至城管，有五六首。后来出版时还担心，但编辑告诉我没问题，那些诗提升到了艺术层面。现实本身不是诗，只是提供诗的广场与背景。

　　“我希望唤醒善意的力量”

　　读+：你觉得诗歌适合做投枪匕首吗？

　　张执浩：遇到社会问题怎样处理，是个技术活。文学固然有批判现实的义务，但批判不是文学的根本命题，文学作品是要唤醒我们内心里沉睡的善意的力量，帮助我们的同类释放出善意的情感。否则，我觉得你作为写作者的一生真不值得一过。当世界表现出一片乱糟糟，惟有这些幸存者的善意带给我们活下去的勇气与力量。

　　对现实“正面强攻”，无论多大火力，都必须经过精心的文学处理才能成为艺术品。否则我们很难理解《1984》这部伟大的寓言小说。奥威尔处理得很不一样，不是浅薄地批判。

　　读+：很多作家不怎么上网，据说要保持内心宁静。你呢？

　　张执浩：我无所谓，以前还办过网站，算是“与时俱进”的，呵呵。现在每天上网就是关注一下时事，与朋友读者交流。一个作家能否写出好作品与上不上网关系不大。内心是否真有定力才是关键。

　　读+：你是否希望更多的人读你的诗？

　　张执浩：有人说自己写诗不需要读者，我觉得那是装。没有哪个写作者不希望读者越多越好。但有些事由不得你选择，是命运使然。当下的诗歌很小众是事实，有教育的原因，时代氛围的原因。诗歌边缘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许这是诗歌应有的生存状态。只有当中国社会进入一种相对高的物质文明之后，才会有一些精神性的东西被大家分享。

　　我愿意去做些事，培育更大的读者群。既然我们认为诗有价值，自己应该多推广，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它的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