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振宽，陕西长安人，1935年生于西安，1960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为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名誉主席、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顾问、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陕西国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2007年获“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造型艺术奖提名奖”。

        崔振宽，他受长安画派影响，数十年坚持深入生活，坚持写生。他受黄宾虹影响，坚持书法用笔，坚持作品的精神追求。

　　当画坛还在争论如何“入”如何“出”时，他已经用焦墨山水形成独特创新面貌，在境界的现代感等方面与黄宾虹拉开了距离。

　　崔振宽的焦墨山水，凸显了中国画笔墨之精髓和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回避了传统文人画严重脱离生活的弊端，为中国焦墨山水画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当下浮躁的美术界和红火的市场环境下，书画家包装炒作盛极一时，他却不谋官、不刻意追逐名利，自甘寂寞，用一种单纯的生活方式，尽量保持着艺术家的纯粹性。

　　在大国崛起、中国画争取世界应有位置的征程中，我们需要这种单纯的为艺术献身终生的精神。功名利禄只是一时，好的作品才是永久传世。

　　从生活中入，从生活中出

　　李树森：您的艺术特色可概括为“从生活中入，从生活中出”，也可被视为自黄宾虹的“从传统中入，从传统中出”之后，中国山水画家在现代进程中的又一成功范例。然而“入”容易，能“出”者则凤毛麟角。请谈谈您是怎么走“出”来的？

　　崔振宽：文人画长期脱离生活，所形成的概念化、符号化、程式化阻碍了中国画的发展，它在明清以后明显走向衰落。“五四运动”以后，大家都在考虑怎样复兴中国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安画派结合实践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当时在全国影响非常大。

　　艺术伸向生活，也就是深入写生，在生活里面发现美，形成艺术创作的一种灵感。长安画派一方面强调深入生活，另一方面强调要深入传统。

　　这些对我影响非常大，在我的理解中，深入生活，目的是在生活里发现创作的动力。所谓“出来”，是说艺术不是生活的翻版，它要表现一种对生活的感受。实际上是从精神的层面，体现作者的一种心态，不跳出生活就达不到艺术提炼的境界。同时还要深入传统，但如果你在传统里面跳不出来，就形成不了自己的艺术面貌，体现不出自己的精神境界。

　　我的老师罗铭非常重视写生，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很大。我在早期是对景写生，后来就画速写，这就通过速写把现实生活的感受转换成了艺术符号，然后我在画室里又把这种艺术符号再转换成“笔墨”，变成我的作品。这两次“转换”就是从“生活”到“创作”的过程，体现了我的审美、我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艺术的追求，并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面貌，以及作品里的精神内涵。

　　中国画创新是时代潮流

　　要解决好素描跟笔墨打架问题

　　李树森：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一直处于守旧与创新的迷茫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西之争和传统与现代之争。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在当今中国画坛，您既有独特个人风格，又有突出的创新成就，还是被公认的传统功力最为深厚的画家之一，这是不是已经表明了您的艺术观点？

　　崔振宽：这些争论实际上是对旧文人画的一种革新、革命，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革新和保守之争，是一种现代和古典之争。我觉得主流观念应该是革新的，应该是创新的，因为这是时代的潮流，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

　　现代的教育、教学制度，都是在强调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实际上主要就是西洋的，引进西方的教育，引进西方的画法，最主要的就是造型基础的问题。我们引进了素描，认为素描是一切艺术造型的基础。

　　现在很多人对以素描为造型基础提出了置疑，争论点就是中国画的造型基础到底是什么，有人提出应该是以书法为基础。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认为素描对中国画有多大的害处，素描作为一种造型的能力，作为写实的一种手段，学了没有什么坏处。问题是如果你把素描完全理解为写实的，把它搬进国画里面也是写实的，也就是用笔墨来模仿素描、把笔墨仅只作为模仿写实的工具，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在几十年的绘画历程中，我感觉素描这个造型能力对我很有帮助，而不是有害。

　　素描里提到一个整体性观念，从局部到整体，整体到局部，强调把握整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国画里面同样有，只是说得不明确。中国山水画的积墨跟素描最基本的道理是一致的，如果把这一点弄清楚，对中国画把握整体的能力和实现厚重感很有帮助。如果你把素描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明暗关系、透视关系和写实手段，这就跟国画有很大矛盾了。对此，有些画家一直到老他的素描跟笔墨还在打架。

　　我更追求作品精神的当代性

　　李树森：从题材和造型的表面性上，似乎看不出您作品具有鲜明的现代感和当代性，但确实又具有极强的当代性气象。请解读一下您作品的现代感和当代性。

　　崔振宽：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题材的当代性，一个是精神的当代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当代性。就像人们常说的，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重要。

　　有人用代表现代的一些物体、符号表达现代感，但我认为不要过分追求太表面化的现代感。我们看黄宾虹的画，不是现代题材，甚至也跟古代那些画家画的山水没有大的区别。但是他从原来绘画中那种恬淡画到最后很厚、很密、很黑、很重，把过去提倡的空灵的东西画得很满，构图很丰富、饱满，笔墨从早先的秀润到最后的苍茫、生辣。他把笔墨提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全新感受，一种振奋的、激动的感觉。与过去相比，视觉上的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具有了现代感。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转移，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转换。当代人的精神追求，跟过去文人那种恬淡的远离生活的追求已经不一样了，不管你怎么来理解它，它已经变成古典，变成了过去。

　　我觉得这种具有苍茫的、厚重的、饱满的东西，是当代人新的精神趋向，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正是我在绘画里所追求的。

　　现在有一些画家为表现现代感，把西方的现代艺术搬过来，但那还是表面的，是人家的，不是中国精神的，不能反映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艺术要立足到国际上，靠那样是不行的。当然这是从发展中国画的角度来说的，至于有些画家作为个人爱好则另当别论。

　　黄宾虹是中国画现代转型最杰出代表

　　李树森：由于缺乏知音，黄宾虹曾预言自己的艺术需五十年后方得真评。观您的作品，画面之黑、形象之浑、趣味之苦、笔墨之拙，既不同于古典文人画情趣，也和世俗大众审美趣味相去甚远，更与时下之时尚或流行画作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似乎表明您个性鲜明的艺术具有超越当下的意义。对此您怎么看？

　　崔振宽：我没有太多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用我的心境和个人兴趣，及我对艺术的理解，对艺术审美的追求来对待这个问题，没有想过要超前到什么程度，也不太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

　　黄宾虹当年经过苦苦的探索，形成了新的风格面貌，但是没有人理解，甚至很多人认为他是乱画。我觉得不奇怪，黄宾虹的追求已经超越当时那个时代了，他超越了当年人们审美的习惯或者水准，也就是所谓“曲高和寡”。他的超越，其中之一是笔墨的抽象性。他说中西绘画本质上是一样的，他指的就是中国画的抽象性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性。他不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只是按自己的想法，把那种情感充分地宣泄到画面上。但是他不是随便画的，他长期研究传统，有独特的理解，所以他对那种超越是有自信的，他认为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符合的，也是符合艺术规律的。

　　现在看来，黄宾虹以一个绘画大师的风度引领了人们新的审美潮流，他不光是影响到传统绘画，还影响到现代艺术、各种艺术形态，甚至包括西画，很多油画家对他的画很喜欢。所以现在有人评价他是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最杰出的代表，可以说他就是中国绘画走向现代的一个里程碑。塞尚是西方现代艺术之父，有人说，他如同现代艺术里面的塞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艺术的理解，一向都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传承，一种是强调个性。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而且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中国画的表现手段，也就是笔墨的特性，更容易形成一种传承的意识，这方面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受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影响，中国画很强调传承精神。我确实喜欢黄宾虹的绘画，我认为他作品的精神性远胜于技术性，想摆脱挺难的。近些年我在焦墨方面就试图既传承，又有创新，但是做得到底怎么样还是要借鉴别人的评论。

　　与黄宾虹绘画境界不同

　　李树森：著名艺术评论家刘骁纯曾提出“黄宾虹、崔振宽画脉”一说，并进一步指出，崔振宽之所以成为画脉主要还不是他延续了黄宾虹，而是因为其延续了黄宾虹的问题，崔振宽是用自己的办法解决的，创造了自己的笔墨、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形式。

　　您学习了黄宾虹的技法，更汲取了他的精神，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请您谈谈黄宾虹对您的影响，以及画作上各自的特点。您认可“黄宾虹、崔振宽画脉”一说吗？

　　崔振宽：2002年我办展览的时候，刘骁纯写了一篇《关于“黄宾虹课题”》的文章。2005年我在西安办回顾展时，他提出“黄宾虹脉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黄宾虹课题这个思路上再延续。他提黄宾虹脉系的时候，他举例说徐悲鸿和蒋兆和，这是徐悲鸿脉系。他说我这个绘画跟黄宾虹的关系，也是形成一种前后文关系，一个传承关系。同时，他认为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面貌特点，特别是焦墨，已经和黄宾虹拉开距离，而且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