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始写作以来，阿来似乎就不是“书斋里的作家”，动笔之前，他习惯到当地走一走，进行田野调查。

　　对于新作《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下简称《瞻对》)，阿来原本是想写成一部虚构小说的，3年时间里，他十几次深入藏地，查阅了数百万字的史料，结果他发现，真实的史料是如此的丰富而精彩，“根本用不着我再虚构了”。

　　这部继其《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的又一部藏地史诗，也成为了阿来的首部非虚构类作品。2013年末，阿来凭《瞻对》荣获了“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大奖”，近日《瞻对》在北京的首发，也俨然使得“非虚构”成为了一个热词。

　　但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阿来不认为自己身上有“转型”之说，比如他的下部作品依旧回到了长篇小说，题材依旧是他一直关注的藏区，只不过他计划去写更贴近现实的东西。“我不能老写历史，也不能总是写田园牧歌。”阿来说。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刘长欣

　　◎谈新作

　　微观上追溯历史源头

　　南方日报：你怎么看待瞻对这个地方从“铁疙瘩”到最终被融合的过程？

　　阿来：“瞻对”现在叫新农县，这个地域很有意思，按康巴地区的方言，“瞻对”是“铁疙瘩”的意思，也就是强悍、好胜，历史上这个地方跟满清政府之间的冲突达六七次之多，而且是大规模的战争。虽然融入这个国家很艰难，但“融入”是历史的大趋势，在瞻对，这个“融入”用了200多年。

　　不止是中国，整个世界的所有民族都是慢慢走向融合的。从长一点的历史阶段来看，很多冲突的结果就是融合，而不是对立。

　　在我看来，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不够，民族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过去可能还更严重，我们需要从历史的源头很好地认识、梳理这些问题，汲取经验教训。而且目前对于历史往往是粗线条的说法，从微观上关注不多，《瞻对》就能从微观层面上说明一些东西。对于今天社会出现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大惊小怪，觉得是了不得的事情，其实跟历史上的冲突相比现在要好多了。没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的话，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基层政府，看待这个问题就容易简单化，也有可能操作失当，反而加重了这种隔阂，酿成真正的文化冲突。

　　南方日报：据说为了写这本书，你十几次入藏区，查询了数百万字的资料文献，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挑战的成分多还是享受的成分多？

　　阿来：都差不多。我过去的小说虽然是虚构，但虚构也是建立在真实历史基础之上的，我觉得一定要进行区别于案头工作的前期工作。别人夸赞我过去的小说想象力丰富时，他并不知道我为这种想象力所作的准备。我不只是在写一本书，每本书都给我打开了社会的某个领域，让我借助这本书去把这个领域弄懂。一般我都会有两到三年的准备才会去着手写作，如此下来，我觉得自己很有收获。这是我的工作习惯。这次写《瞻对》，一方面因为突然发现材料太丰富了，另一方面，材料本身就很有说服力，根本用不着我再虚构了。

　　南方日报：与《尘埃落定》的轻盈相比，读这本《瞻对》体会更多的是沉重。

　　阿来：读历史肯定有沉重感，但也会让你看到希望。除此之外，现实本身也是沉重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西部想象成浪漫的，歌舞升平的模样。从文学作品来看，对于中国的边疆地区如新疆的描绘，更多的是从莺歌燕舞以及风情、风俗入手。

　　我想，我们沉陷在那样的文学当中是不是太久了？我们离现实是不是越来越远了？文化是有多面性的，我们不能说到处都是莺歌燕舞，有这样的一面，但也有另一面。

　　南方日报：你几乎所有作品都涉及西藏题材，你本人也生在藏区，故乡对你意味着什么？

　　阿来：故乡是一个永远搞不清楚的东西，清楚了就不是故乡了，所以资源当然无限。我也只能说，对于故乡，不能简单地“爱”与“恨”。

　　◎谈非虚构

　　作者的思想是作品的血液

　　南方日报：你似乎更喜欢“非虚构”这个词来定义这本书，而非“纪实文学”，对此你也有个有意思的说法“终于咱也算是跟国际接轨了”。为什么这么说？

　　阿来：在中国。非虚构文学可能这几年才兴起，过去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虽然基于某种真实的题材，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类作品还是文学性更多一些，从细节来看，文字的想象太多，虚构文学的因素太多。而我觉得，国外的“非虚构文学”更“实”一些，更依靠材料本身来说话，不管是现实材料还是历史材料，现在中国文学界也渐渐接受非虚构这个类型了。

　　南方日报：所以在开始写这本书时，你已经将它框在“非虚构”的框里了。

　　阿来：对，写的时候肯定就知道不能依赖虚构——材料已经足够多了。这些材料为这本书提供了坚实的骨架和故事的脉络，同时细节也很丰富。写一个故事，骨架也有，细节也有，那就很好了。骨头和肉有了，那么作者的思想就是作品的血液。

　　南方日报：你怎么看非虚构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走势？

　　阿来：我觉得态势挺好，尤其是《人民文学》杂志在2010年设置了“非虚构”栏目之后。虽然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但这两类文学也存在一些小问题，也有很多人在反思。而且现在人们接触国外很多，所以有作家开始用非虚构这种客观的方式来写。过去的杂志更多的是设置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栏目，《人民文学》杂志很敏感，关注到了非虚构这个类型，一个杂志愿意去改变，也代表了一种观念，并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南方日报：你的创作是否有某种线索贯穿，那么《瞻对》处于这个线索的哪一环？

　　阿来：我的写作的确有一个脉络。像《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世纪的前50年，回答了旧西藏的旧制度为何会土崩瓦解的问题。旧的倒了，肯定要建立新的，所以《空山》写的是上世纪的后50年。中国经历了政治制度的变化，后来经济制度方面也是多变的，对于我们来说，今天说这种东西是新的，明天说那种东西是新的——我们特别犹豫不定，那么这个社会就经历了很多不必要的波折。而社会的苦难除了政策方面的原因，文化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肯定要从历史方面来追溯。于是有了《格萨尔王》，它不是一个历史传奇，它探讨的就是当地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写《格萨尔王》我也是经过了两三年的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这个过程中，接触到了瞻对这个地方，觉得瞻对的历史很有趣，可能有一天会去研究它。后来也开始更多地接触这些材料，于是慢慢有了《瞻对》。

　　◎谈转型

　　不想给自己设立边界

　　南方日报：你在人民文学奖获奖感言中说，今天，文学越来越成为消费的对象，成为文学奖项、版税和发行量之下的一个话题。那对你来说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阿来：今天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首先是看发行量多少，当然我也希望发行多；第二就是看得了什么奖，当然我也得过奖。一定程度上讨论一下这两点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我们几乎不讨论文学本身了，如果一本书既没有得奖也没有挣钱，好像就没有讨论的价值了。文学对我而言的意义，就是对于我自己的教育和提升，我能通过它，暂且得到一个自己问自己的问题的答案就行了。我并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不然写书对我来讲就成了一件非常无趣的事情了，我相信，写作有思想和审美的乐趣。

　　南方日报：下一部作品呢？据说是一本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阿来：我不能老写历史，也不能总是写田园牧歌，我想写更现实的东西，已经写了一部分。去年秋天，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呆了三个多月。我原本准备三个月突击拿出来初稿，但写了一个月，在大学里发现了和汉藏史有关的珍贵史料，机会难得，我就放下来了。国外图书馆用起来很方便，我便去读材料，整理材料。回国后，突然又要筹备一个电影，我是编剧，这个电影是关于珠穆朗玛峰题材的，今年上半年就要完成。我觉得写电影剧本也是个有意思的事，虽然是虚构的故事，我们要了解最基本的情况，我一定要读一大堆材料，而且从北京开始采访，已经采访了十几个人，还要在西藏采访十几个人。

　　南方日报：怎么想到做编剧？你怎么看待作家做编剧的现象？

　　阿来：这是我第二次做编剧了。去年完成了一个剧本，名叫《西藏的天空》，电影还没上映。我对改编自己的作品兴趣不大，不想写一遍又写一遍，我也不喜欢改编别人的作品，但是总是有人来找我谈剧本的事情。后来我就说我直接写一个吧。不过我主要的追求肯定还是在文学领域，毕竟写小说才是我的主业或者本行。

　　南方日报：你认为“转型”二字放在你身上合适吗？

　　阿来：我没有“转型”之说。我觉得中国人把专业分得太细，好像干了这个就不能干这个，干了这个职业就不能干那个职业——我们给专业之间制造了鸿沟。我觉得鸿沟没那么多，至少我自己不想给自己设立很多边界。

　　南方日报：你如何看待网络对传统文学和作家们产生的冲击？

　　阿来：我一直不太赞同网络文学这种提法，它无非就是换了一个发表文字的介质，里面的文字还是中文，写的还是小说、诗歌，或者散文。难道说品质一定要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不太相信。我也不认为网络作家和相对传统的作家有什么本质区别。

　　我觉得文学会自动正本清源。等将来真正可靠的网络平台出现，我相信会慢慢回归正常：传统文学会向网络平台靠拢，讲究商业价值的、疯狂写作的网络文学也会回归理性。我相信，将来衡量文学作品能否留在文学史上的标准是统一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