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第七天》出版以后，作家余华在国内并没有接受太多的采访，没有过多地回应作品产生的反响。

今年1月，余华的评论集《黄昏里的男孩》(《BoyintheTwilight》)在美国出版，而他的《第七天》英文版将于2015年在美国出版。

日前，余华在美国接受了一次关于文学的访谈，这一次，他似乎打开了话匣子，对文学对写作及对自己的作品，都侃侃而谈。

从《兄弟》到《第七天》

“现在不会有人说《兄弟》脱离现实了”

问：在《兄弟》后记里，你写到“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你的意思是什么？中国急速的变化如何影响了中国人？

余华(以下简称“余”)：我说的是我的个人经历。我成长在“文革”，然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后来进入新世纪。我们从一个时代被推到另一个相异的时代，在这其间没有一个过渡阶段，只有差异。

当我完成《兄弟》的时候，批评—大多数是针对《兄弟》下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描写的部分。一些读者说，这写得太扯了，一点儿都不像现实生活。一些批评家也是这么认为。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时间，不会有人说《兄弟》脱离现实了。

个人来说，我从不认为《兄弟》是荒诞的，只是有一点点夸张而已。我的新小说《第七天》，才是一部真正的荒诞小说，但让我惊讶的是很多读者认为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问：你说，你曾经沉迷于暴力叙述，后来放弃了描写暴力，这一过程的转变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你强迫自己停止。你还愿意去写暴力吗？如果写的话，你现在会怎么处理？

余：我在小说里写了很多暴力，而且写得非常直接。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都无法忍受了，于是小心翼翼地把暴力从我写作中挪开。但是可以往哪个方向？有些事情是我无法决定的，我写现实生活，但暴力还是在社会的某处发生，我的写作还是会牵涉到。

问：鲁迅对你有影响吗？

余：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也是唯一的。许多伟大的作家在写作层面影响了我，但鲁迅是影响最深的。尤其是在最近的10年，鲁迅鼓舞我要更加独立和批判性，我也尽最大努力去实现。

如何描绘当下现实

是现代文学的最大问题

问：你是一位小说家，对你来说，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是什么？

余：写小说和写社会批判文章是完全不同的。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能把新闻批判语言带进小说。评论语言需要紧贴现实，但小说语言恰恰相反。小说用社会批判的模式来写，那是灾难。

问：文学该批判现实世界吗？文学的目的是什么？

余：文学的目的是什么？老实说，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如果只是用来批判现实，文学是没必要存在的，但与此同时，文学永远在批判现实。

问：对现代文学来说，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余：对于现代文学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描绘当下的现实。现实远比虚构的小说丰富多彩，如何把现实浓缩进小说中，是作家所要面对的难题。

问：中西方都有很多读者欣赏你的作品，你是怎么做到的？

余：这个很难解释，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从来不去考虑读者会不会喜欢，更不会考虑西方的读者会不会喜欢。因为每个读者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有句话叫“众口难调”。

作为一个作家，我对自己很严格，除非作品让我极度满意，否则我宁可不发表。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应该和我总是不断尝试改进我的作品有关。

问：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的语言有没有发生变化？有人说，中国的语言体系正在面临西化的危险。

余：汉语正在改变，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并不是来源于西方，而是来源于网络。有时候冒出来一个词，我完全不懂，只好去网上查，不过我对此并不担心。语言本身始终处于一种自我更新的状态，有价值的会留下，无价值的会自然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