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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梁晓声谈新作:年轻人应该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

时间:2014-03-07 09:53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丁薇 点击:
在今天,有些人做了一些好事,大家就会反问怎么会有那样的好人呢?其实我写这部剧就是想要说,最自然的人,正常的人就应该那样。为什么我们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另外一些观众总在怀疑我们的生活中哪有这么好的人?我觉得怀疑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实仔细回忆,在

3月3日,电视剧《返城年代》在央视八套黄金档首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也在这天开幕,这部剧的编剧梁晓声、顾问张抗抗都是全国政协委员,也使得它格外受到关注。 《返城年代》是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知青返城后所面临的困境,重点描述了他们如何用顽强的意志度过艰难生活,透着乐观、积极、阳光的人生态度。梁晓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今天我们需重建常识

记者: 2012年您编剧的电视剧《知青》曾引起很大反响, 《返城年代》虽然也属于知青题材,但也没有仅仅局限于知青本身,观众可以看到爱情、亲情这样的情感,也有人性的自私,这些不仅仅存在于知青年代,很多人会从当下找到一些共鸣。您创作了多部知青题材的作品,对于《返城年代》您想表达什么?

梁晓声:我希望通过知青们所经历的年代,把中国的一段历史带出来。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历史感。我们这样追求了,如果观众看到了,感觉到了,我们真的很高兴。同时,这也会带领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这30年是从一个什么起点走过来的,能较客观地看待我们这30年的历史。尤其这段历史恐怕对于年轻人来讲还是不太熟悉的,就显得更重要。年轻人应该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这样看待自己国家的现实才会更清醒,甚至包括我们对腐败的不满意,都应该从它的端点上找,在历史上看当时的官员是怎样的。这样理解的话,就更加深了我们今天反腐倡廉的责任。

在文化方面我一直主张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不论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特殊年代,更需要好人多一些。换句话说,好人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个体,可以阻止时代向不好的方面倒退。而我说的“好人”并不是老好人,他自身是有文化、有知识、有价值观的。 《返城年代》也想从好人方面来写,最终也写到了什么叫“良心” 。于是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为什么而羞耻?应该为不正直、不善良、助纣为虐、看客心理而羞耻。这些我觉得在今天也依然有意义。虽然这些本是常识,但是我们要重建这些常识。

希望做好人能成为生活幸福指数的一部分

记者:和剧情相比,剧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个性鲜明,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您在人物塑造上有哪些思考?

梁晓声:我们非常欣慰,大家看懂了我们不是在着重写故事,而是着重写人物,就是说作为一个自然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也是我跟导演在创作中一直在谈的话题。虽然剧中的主要人物是知青,但他们作为一个自然人是基础的属性。

剧中有一个知识青年杨一凡,他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是一个美术青年,保留了一本西方绘画版图,其中有很多裸体图片。他因此受到了批判、伤害,处境艰难,而且揭发他的可能是和他最要好的知青。在这个时候,作为兵团营长的林超然,就一定要把这个知青调到自己的营里来,保护他。

记者:无论环境如何,林超然还是有是非观念的。他可能认为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

梁晓声:知青返城后,何家三姐妹的二女儿爱上了杨一凡,杨一凡因为一些原因进过精神病院,使得何家上下都反对他们的交往,这也可以理解,虽然他的画很美,为人也热情。二女儿后来知道自己并非何家亲生,当生母出现在自己面前,不但买了杨一凡的画,还对她和杨一凡讲:“我们应该感激那些为我们的民族教育出了善良青年的父母们,一个青年如果不善良,不论他有多大的能力和才干,他都不可能最终成为一个好人。你们都是好人,虽然你有病,但是你们相爱,这多好。 ”这就是我们始终要传达的,关于人善良品格的重要性,事实上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剧里面尽量抛开执迷编织剧情的原因。尽管编织剧情其实并不超出编导的智力,但我们并不想把力气用在那儿。

记者:您在电视剧中写的人物,那些受伤害的人是宽容的,伤害他人的人也是被宽恕的,只要是真挚的爱情,无论遇到再大的阻力,到最后都是可以被接纳的。与现实相比,是不是过于理想了?

梁晓声:假如我们对自己国家所处的时代,有诸多的困惑、迷惘和不满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对比西方更先进的国家。比的时候,不是比人家的生活条件,主要比的是外国的人。那外国的人为什么会是那样一种文化?是外国的文艺不断地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人,几十年、上百年。

在今天,有些人做了一些好事,大家就会反问怎么会有那样的好人呢?其实我写这部剧就是想要说,最自然的人,正常的人就应该那样。为什么我们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另外一些观众总在怀疑我们的生活中哪有这么好的人?我觉得怀疑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实仔细回忆,在你最不开心的时候,用自己的开心感染你的人,是有很多的。但是我们的文艺居然没有,我们的文艺作品里面都是在斗,各种各样的斗。那这个社会就没办法进步了。所以我们要强调,人是社会进步的主体,一定是要被好的文化所化的。

好的文化会有许多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关于好人。好人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善良,这是根。秉持着善良这一点,对许多事情的判断都不会那么复杂,变得相对简单了。因此剧中就有林超然带着他的知青战友罗一民去向港商忏悔,因为罗一民曾伤害了港商的外孙女。

港商会觉得林超然和别的知青不一样,林超然说自己读过一些书。港商以为他在说谎,就拿出雨果的《九三年》 ,“这本书你读过吗? ”他脱口而出说,“在革命的原则之上,有更加重要的,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原则” 。罗一民也读过书,也读泰戈尔的诗集。他们被这样有营养的文化所带动,才会是不一样的人,才有了罗一民的道歉和忏悔。这也是我们想传达的。

我们希望有一天做一个好人能成为生活幸福指数的一部分。

历史是面镜子,可以观照现实

记者:其实《返城年代》虽然说的是知青的事,但是里面涉及到很多身份的人,有市长,有校长,有学生,也有工人等等。这些人虽然不是男女主角,却也都有自己的命运发展,并不是来“打酱油”的,观众可能也都能找到一种对应。

梁晓声:剧中何家三个女儿的父亲是个校长,冬天他们家没有宽敞房子,全家住在学校的教室里,煤也不好烧,但学校有好煤在那儿,学校也有砖在那儿,能不能动用一块砖来为自己家砌上,再烧学校的好煤取暖,这事在何校长那里是绝对不可以的。儿女们挨着冻最后都不听他的,就把战友们都找来把炉子砌上,结果何校长大发脾气。在上世纪80年代如果我们当干部的人把这种作风一直延续下来……至少当年是面镜子可以观照现实。

记者:剧中也会涉及到一些对历史的评价吗?

梁晓声:会涉及到“文革” ,比如说商业局长的儿子和我们剧中的女主人公,也就是何家的三女儿是恋爱关系,到商业局长家里做客时,在交谈中商业局长是害怕的,害怕儿子找一个曾经是女造反派的姑娘回家,因为他们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伤害。于是他们的谈话就不像普通意义上的对话,可能一开始就会问你对“文革”怎么看?就这么直接,而且答案直接影响你能不能进我们家门,她回答说,“‘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在今天至少表达了我们这样的一些人,对于“文革”的一些立场,无论它对或者不对,但是表达出来了。

记者:这个剧跟您之前的生活有多大的相似性?您的好友、著名作家张抗抗曾说剧中的男主人公跟您很像。

梁晓声:因为我在生活中确实是属于尽量要求自己正能量多一些的那一类。剧中和我生活接近的地方其实挺多的,比如说林超然和他的工人身份的老父亲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所以这部剧除了向知识分子致敬以外,同时也向工人阶级致意,也向美好的人性致意,这是我在创作中一贯秉持的。我觉得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应该有这种正能量。我们所说的正能量也不完全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而是人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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