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晚，青年导演张若以在主持人的介绍下走上重庆邮电大学的科技会堂，台下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学生特有的捧场热情让张若以的眼眶发红。他带着他第一部在影院上映的片子《俐侎阿朵》回母校展映，从“地下”到拿到龙标（即公映许可证，出现在电影片头的绿底金黄龙头标志），张若以也像他崇敬的贾樟柯那样，有策略地“步步为营”，包括纪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美学的有意选择，包括制作规模和独立精神的平衡，他说：“一些导演不屑拿龙标这个事，但我觉得在规则下活动才是我们青年导演最好的出路。”

演员和摄影的遗憾

重庆青年报：《俐侎阿朵》展映时，观众时不时发出大笑声，有的笑声来得莫名其妙，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笑点的？

张若以：观众笑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几个地方设置了幽默的点。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演员的问题，当地的一些非职业演员表演得比较做作，情感的表达不是很到位，引人发笑。在这部片子中，演员和摄影是我最不满意的两个方面。如果是成熟的演员，会把台词处理得特别好，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哄笑声。

摄影上，普通观众觉得画面还算漂亮，但这更多地得益于当地的自然风光。在拍的时候很多光都用得不好，有的蓝天被拍成灰色，也有一些地方曝光过度。人物和环境的融合度、场景的真实感和生活感都比较缺乏。

重庆青年报：也有观众反映影片节奏很慢。您的几部电影具备长镜头、非职业演员、方言（《俐侎阿朵》使用普通话）这几个特征，这三个特征是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形式要素，是受贾樟柯的影响吗？

张若以：整体来讲，我还是偏重现实主义的东西，尤其是前几年拍的片子，比如《回家结婚》。后来慢慢地有一些变化，比如《俐侎阿朵》里普通话的使用，专业演员的参与，都和以前不一样，它的纪实性也没有那么强了，里面的纪实性更多地体现在生活场景上。

重庆青年报：《守望》中的留守儿童，《回家结婚》中的农民工结婚难，以及《俐侎阿朵》中读大学的价值问题，形成了一个循环：从打工者到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未能上大学又成为打工者，这是您意识的系列安排吗？

张若以：拍这三部片子的时候没想太多，这些现象都是我所接触到的生活给我的感受。后面回过头来才发现有这样强的关联，而且都跟出去、回来、成家立业这三个元素息息相关，这是一个不自觉的创作。

新现实风格是不得已为之

重庆青年报：像您这类还未具备足够知名度的青年导演，包括一些独立电影导演，大家都集中偏重于新现实主义的创作，将镜头瞄准边缘的生活状态和情感，您怎么看待这种题材、语言和美学的类型化？

张若以：这种偏向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导演在美学追求上的偏好，比如贾樟柯。第二个是和现实有关。一些导演想拍片子，他们可能也想找一些专业演员，也想制作上更给力，但预算有限没办法。其实非职业演员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个是他们的生活质感是专业演员表现不出来的，还有就是，非职业演员可以省钱，这也是作为一个创作者面临的很现实的情况。如果《俐侎阿朵》预算足够，我也会全部使用专业演员。

重庆青年报：影片关注现实，但没法上映或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展映，受众群体极小，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若以：我的解决方式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突破放映的局限性。我之前拍摄的几个片子都只能在网上传播，到《俐侎阿朵》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龙标，在太平洋影院和一些其他影院的艺术厅上映，还将会在中央六台播放，这都是一步一步的过程。

关注现实说大一点是关怀现实，说小一点就是实现我拍片梦想的一种方式。我拍片时选择以云南为背景，是因为在这里我更有优势一些，因而以这里作为我积累的起点。如果有很好的制作公司、很好的发行，坦诚地说，我根本不会做现在这样的片子。其实我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拍云南是在为家乡做贡献。

策略大于社会责任感

重庆青年报：也就是说，你是有意选择连拍几部现实主义题材和风格的片子，并选定云南这个地方？

张若以：尽管我很想尝试其他更多的东西，但受现实所限只能走现在这条路。

做电影要考虑多方面的元素，去吸收更多的资源，有这些资源你才能去做你想做的东西，这是一种平衡。在云南，如果认识哪个主管文化的副市长，或宣传部的什么部长之类，如果他们那边需要宣传，正好和我的创作相契合，就可以洽谈合作，这种合作也是促成我的项目立项的一个因素。

我不想像一些导演那样把自己说得那么有社会责任感，我的项目的完成都是现实促成的结果。包括我拿了龙标这个事，我现在有很多朋友也不愿意去拿龙标，他们不管别人怎么看，只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东西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可能对个人还是有意义的，这或许是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

重庆青年报：即便有好的发行，但您片子里的慢节奏、缺乏强烈冲突感等特征，让观众也很难看下去吧？

张若以：用长镜头，不做特写，没有展现戏剧性的冲突，这是纪实美学的展现，还有一种状况是，演员驾驭不了特写，就只能通过大场面来展现。

美学的形成有时候也是在无奈之中促成的，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拍这种风格电影的那些导演原本都是写影评的，他们看到专业导演拍的东西越来越偏离现实生活，感到很愤怒，又有表达的欲望，于是自己拿起摄影机，但又没多少钱，就来到街上，打自然光，找普通人来表演，发现拍出来的东西和生活如此接近，之后就坚持这种做法。现在很多人都把新现实主义说得多么伟大，我觉得这些人想得太深、太多了。

贾樟柯是国际上将新现实主义发扬得比较好的一个导演。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很聪明。他是个非常会做生意的商人，他的策略很清晰，坚守美学价值，而且受众、目标都很清晰，这让他不仅不缺钱，还能赚到钱，还把自己拔得很高，老外都把他当艺术家。

拿龙标大于拿奖

重庆青年报：对于您这样的青年导演，最好的出路是什么，拿奖吗？

张若以：拿奖应该是贾樟柯他们那个年代（的出路），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市场还不成熟。现在不一样了，国内的投资人、制片人很少以拿奖作为依据来投资拍片的，他们更情愿找一些有名气的人，如赵薇、徐峥、邓超，给他们找一个牛逼的监制，或者让人帮他们当一半的导演。

在我看来，青年导演坚持自己的东西很关键，你只有坚持自己的东西，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好，一种价值也好，不至于成为完全娱乐大众、没有内容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像我这样，努力地让自己进入体制内，我为什么拿龙标，为什么在《俐侎阿朵》里面使用普通话，就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创作机会。

重庆青年报：那拿奖的意义在哪？

张若以：它可能让获奖者结识一些创作者和知名导演，你通过拿奖获得投资资源的一种方式，是要找不图回报的，只看重电影的艺术性的电影基金。

在重庆有一个导演叫应亮，他的片子拿了很多国际奖项，会有基金会给他投个几十万，按照他的拍摄风格这些钱也就足够了。应亮的创作基本都是自我的创作，他不想受到投资人的干涉，不想演员非要用景甜之类不可。投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拿到了你会受到约束，即便投资人不约束你，你自身也会不自觉地去平衡一些东西。

包括我在制作《俐侎阿朵》时，就平衡了很多东西，我刚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比现在更不利于接受，还有就是片中普通话的使用，这些对作品的艺术性都有影响。但没办法你要去参赛要拿龙标，你就需要去调整平衡。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倪欢 图/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