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反对工具论”，到1980年代的主题论，再到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能看到这一理论被不断延伸的轨迹；他培养的一大批学生，如今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等，成为文学学科的基础文献和必读书目。他就是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享誉海内外的钱谷融教授。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北王南钱”声誉卓著。“北王”指王瑶先生，北京大学教授，惜乎已于1989年辞世。“南钱”就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日前，我来到上海华师大二村他的寓所，拜访这位我仰慕已久的前辈学者。

在这个绿树掩映的新村内，还住着已经百岁的我国著名学者、语文专家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自1964年搬来这里，一住就是50年。大家喜称，两位国宝级学者同住一村，在中国是鲜有所闻。我们的话题，也就此开始。钱先生说，“徐先生跟我同事60多年，他还是我的老学长。我们两个人正好相反，我是无能又懒惰，他是能干又勤奋，他一个人做的工作，至少比我三个，恐怕比我四个都多。”听到这里，我笑了。钱先生的谦辞，善谈，风度，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心。他让我们的交谈由此变得轻松。

A

为文学正名，

提出“文学是人学”

作者：钱先生，谈到您，绕不过您的那篇著名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它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已写下浓浓一笔。今日的学生已经不太了解。能否谈谈写这篇文章，当时是怎样一种背景？“文学是人学”您又是怎么想到的？

钱谷融：这是1957年，学校要举行科学讨论会，号召教师提交论文。我这个人一向只知道教书，很少写文章，在领导的号召下，也就不得不勉为其难了。当时正是“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学术界思想比较活跃，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

就思想而言，苏联文艺理论中的人道主义理论当时对我影响很大。“文学是人学”这话我是从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里看到的，里面提到“高尔基曾经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我觉得这个话很对，于是根据这个进行了阐述。事实上我当时是借高尔基的话来发表我的观点。起的题目是《文学是人学》，没有“论”，也没有引号。当时的系主任许杰说，您加一个“论”字，加个引号，打出高尔基的招牌，借权威说自己的话。他出了这个点子，我觉得有道理，于是文章题目就成了《论“文学是人学”》。

后来我在泰纳(傅雷把他的名字翻译为丹纳，著有《艺术哲学》)的《英国文学史》的序言里看到这句话：“Literature，it is the study of man。”我才知道，“文学是人学”是泰纳提出来的。《英国文学史》这本书我家中一直有，但我没有看。

作者：对今天的很多读者来说，大家只知道您的《论“文学是人学”》很著名，先生为此受到了很长时间的批判，这篇文章具体讲了哪些观点？

钱谷融：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感化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

作者：您的论文发表在当年5月5日出版的《上海文学》上。当天，《文汇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报道。可见影响很大。

钱谷融：文章发表后，有人替我高兴，有人担心是在钓鱼。讨论会一结束，就马上有人批判我的论文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受批后，我曾好几次胃出血，好在我还能上课。

我被批判后，本来是要被划上右派的，后来没划，有几个说法。一是周扬说不要再批判钱谷融了，他同意我的观点。周扬来上海时对我说，听说您正在受批判，不要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另一种说法是，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说，要留两个活老虎，都是死老虎批判没有意思。两个活老虎，一个是我，一个是复旦大学的蒋孔阳。但我自己猜测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们系里徐中玉、许杰、施蛰存先生都划了右派，我再划，就没人上课了。

B

坚持正确文学观，招来更大批判

作者：两年后——1959年，您又写了《〈雷雨〉人物谈》，您没有意识到还会受到批判吗？

钱谷融：说实话，当时没想那么多。1959年的一天，电视台播出由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吴仞之导演的曹禺话剧《雷雨》。这个戏吸引了我，但是，看了一会儿，就觉得演员那充满概念化的对白，语气及音调，都与曹禺原著的风格大相径庭。我满腹疑惑，认为一定会有人写批评文章的。岂料沪上一片静寂，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

说也巧，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学校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于是，我写了一篇《〈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雷雨〉人物谈》)。我没有批评导演和演员，而是谈自己对《雷雨》的理解。文章写好后，一份给了《上海文学》杂志，另一份给了系里的教研组组长。组长一看，认为文章所表露的思想有问题，责成我把文章从《上海文学》收回来。之后，系里专门召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会议，还请了校外的同行来参加。那次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的文章美化了周朴园和繁漪，大力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错误观点的具体运用。

对于曹禺先生的《雷雨》，我一直认为，他的剧作开创了一个时代。1942年，我在中央大学刚刚毕业，在附近一所中学里担任国文教员，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请曹禺来讲课，我去听过他的课。那时曹禺才三十出头，双目炯炯有神，他讲到莎剧中的台词时，能用原文背诵如流，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我还看过他的演出。当时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他演莫扎特，莫扎特的爱人是张瑞芳演的。但我们到1979年文代会后才有更多的交谈。

对于批判，我从来没有承认错误，我说我的文章怎么变成毒草了呢？到1960年，我又把它寄给《文学评论》，据刘梦溪说，何其芳看到我这篇文章，说这篇文章很怪，但还是把它发了。在此之前，我先在《文汇报》上发了其中评论“四凤”的一部分，大家反映还不错。

C

宽厚待人，尽显大家风范

作者：后来您可能不会预料到，不仅批判逐步升级，而且上纲上线，批您的观点有问题，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这时您的学生竟也向您“开炮”。

钱谷融：是啊，1960年2月25日，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会员大会。这个会到4月13日才闭幕，称之为49天会议。期间，他们将我和蒋孔阳送到会场，接受批判。那天，让我吃惊的是，我的学生戴厚英竟直呼其名批我。人家批判还会客气地说钱先生或钱谷融同志，她就叫“钱谷融”。戴厚英当时没有毕业就调到上海作协作为青年力量重点培养和扶持。那天，她向我“开炮”。她的“小钢炮”之称就此而来。

作者：对于这样一个伤害过您的学生，据说，您却不计前嫌，还以德报怨，在她职称评定时，您还独自签了名。

钱谷融：对于戴厚英早年的做法，我早就释怀了。我知道，她的家庭出身不大好，她只有表现得特别左，特别凶，才能有立足之地，我理解当年她这么做的缘由。拨乱反正后，戴厚英参加职称评定。由于她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令高评委们心生厌恶，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她的职称评定表上签名。但我却认为，这事应该分别对待。戴厚英的专业水平应该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所以我独自为她的职称评定签了名。

我的这些做法，对戴厚英应该触动很大。她后来到我家里向我道歉。1996年，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她自我批评过去做的傻事、错事，检讨当年对我的批判。她后来写了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后记中，也表示了忏悔。

戴厚英后来不幸遇害离世，十分可惜。我曾在《关于戴厚英》一文中写道：“新时期以来，她(戴厚英)才猛然觉醒过来，回复了她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农村姑娘的本真。她身上固有的美德与亮色，才冲破多年来强加在她身上的牢笼和心上的障翳，一下子突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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