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自己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所引发的关注还未散尽，又推出长篇新作《老师好美》，严歌苓因丰富多变的创作，连同创作的高产，都成为热议话题。

人物

严歌苓，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58年11月16日生于上海。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荣获了国内外各种重要文学奖项。代表作品有《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等，其中《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分别于2011年和2014年被导演张艺谋拍成电影。

由头

7月的香港书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会展中心总是人头攒动却又秩序井然。香港总人口不过700多万，就有100多万人次参观书展。有人笑谈，在香港这个不读书的地方，人们都凑着书展去读书了。

作为书展的重头戏，“名作家讲座系列”今年请了20位重量级作家开讲，其中包括严歌苓。

因为电影《归来》的热映，严歌苓的原著小说《陆犯焉识》成为热门文学读物，她在书展上“从读书人到写书人”的讲座也受到极大追捧。敏感、勤奋以及传奇的人生经历都让人们对严歌苓充满了好奇与想象，而她的阅历、知识、经验、修养与人生态度，则感染了到场的上千名听众。

很少有作家像严歌苓那样，因丰富而多变的创作，连同创作的极其高产，都成了被热议的话题。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引发的关注还未散尽，她又推出长篇新作《老师好美》。事实上，仅在半年之前，她刚出版了长篇《妈阁是座城》。严歌苓的创作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迄今24部长篇小说的产量，也使她成了当今华语文学圈里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严歌苓坦言，她很难想象像文学界盛传的那样，专门有自己的工作室，雇“枪手”组成团队进行创作。就像严歌苓的人生传奇，注定会随着她不断引起关注被一次次演绎。

对话

《陆犯焉识》

心灵史与家族史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天浴》《少女小渔》到《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你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银幕。为什么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大牌导演都对你的作品情有独钟？

严歌苓(以下简称严)：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并不都适合拍电影，比方说《扶桑》那么抽象写意，《陆犯焉识》在我看来也是不可能拍成电影的。但每个导演看我的作品，读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会觉得非常有画面感，有质感，好像它已经在那儿了。自打李安买下《少女小渔》的版权后，其他导演都赶着来买，好像觉得不买就没有了似的。最近还收到影视公司的信，问我还有没有剩下的、没有卖出去的版权，不管是什么。

我写《陆犯焉识》的时候就打算写一部完全不能拍成电影的小说。为了这部小说，我准备了20年。去祖父留学时待过的花花世界华盛顿，去图书馆查阅当年上海文学界的派系之争，去大西北荒漠采访劳改干部、监狱医生，我跟很多人聊过那个时期的事情。

我的祖父，应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16岁进大学，21岁去美国留学，读完博士回到中国，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他的论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现在美国的网上还有卖这本论文。

祖母说，他这个人跟上海的文艺界和学界弄不好，因为他讨厌拉帮结派，到最后就变成了哪一派都不要的一个人，最后连续签教授合同都很困难。在他的继母和他孩子的生活压力下，终于他决定请人吃饭，把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放下来，结果没有一个人来。听我奶奶说，那天他就吐血了。在抗战发生的那一年，他自杀了，对我们家来说，国难和家难同时发生。

《陆犯焉识》的前面全是按照我爷爷的经历来写的，后半部他在监狱里的经历，是按我家另外一个老亲戚——一个在青海被流放了27年的老犯人的经历来写的。他误入糖厂，滚了一身糖，靠吃身上的糖渣度过饥饿，靠呕吐的羊杂碎和高粱酒醉翻了虎视眈眈的野狼一家。如果不去做彻头彻尾的采访，我很难得到这样的细节。

我把两个老人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心灵史、情感史、思想史、家族史。他的故事和经历折射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折射了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境遇——他们苦苦追求的独立、清高、自由，直到今天仍然显得难能可贵。

可就是拿到这么多真实的细节，我仍然有粮草不足、匆匆上路的感觉。经常写得极其痛苦，好多个夜晚，都恨不得拿头撞墙。我拿着酒杯跟老公哭诉，《陆犯焉识》的故事滑出了我的控制，我快要失去写下去的信心。当我把这部书稿拿给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看的时候，他说你太牛了！结果，老谋子又很快买下了它的影视版权。

被鞭子赶着

写作的从容正在失去

记：你觉得电影《归来》改编得怎么样？

严：张艺谋用小说最后30页的框架，通过这个小窗口，让观众去想象陆焉识经历了什么才和妻子重逢，在唤醒过程中让人们猜测忘掉的都是什么，用“不记得”讲到“记得”，这个角度很刁。张艺谋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老夫妻经历了大半辈子的蹉跎终于走到了一起，经历大量苦难之后面对生命的残局。

片中的冯婉瑜是巩俐的冯婉瑜，不是我小说中的冯婉瑜，但同样有说服力。

记：你出版了20多部作品，不仅高产而且涉猎广泛。是什么驱使你每天都在奋笔疾书，每年都有详细的写作计划？

严：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我当兵时看的《拜伦传》，当时读完非常感动，立志做任何事情都应把自己推向极致。我能够30年来每天坐在桌前写作，靠的就是坚强的意志，如果说舞蹈给了我身体上的坚强，那么《拜伦传》给我的就是内在的纪律、铁一般的意志。

在国外，出版社都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催着作者交稿。但国内就催得比较急，现在我被5个出版社追着，有点像被鞭子赶着往前走。从容选择题材，从容写作，是十分必要的创作状态。由于影视不断与文学写作发生联系，我的这种从容正在失去，我正准备捍卫自己文学写作的自由。

像任何专业一样

写作可以被训练

记：《妈阁是座城》是你今年1月推出的长篇小说，据说现在销量已超过15万。很多人反映这部书不一口气读下来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作为旅居国外的华人作家，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观察如此敏锐？

严：我现在每两个月差不多就会回国一趟。可能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每次回到国内都感觉晕眩和无比新鲜，中国这二三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许多事情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个时代也充满诱惑，写作的时候很多故事都是从脑海中蹦出来的。

有一次回国，一帮很富有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些赌场的故事。我觉得怎么血淋淋啊，怎么这么残酷啊，我听完之后就到了澳门，去找赌桌另一侧的一些人——那些为赌场工作的人，了解他们的情况。这就是我这两三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

记：为了写作《第九个寡妇》，你去河南采风，为了《小姨多鹤》又去了三趟日本采访，现在《妈阁是座城》你又跑去澳门体验赌博，你创作每一个角色之前，都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采访，似乎是先做记者，再做作家。

严：卡夫卡的作品够魔幻吧，但他的细节足够真实。有了真实的细节，写作才会有质感、有触感。我在美国写作班训练的时候，老师就是让我们不断描述看到的东西。

为了创作这部涉及赌博题材的小说，我专门去澳门的赌场里体验生活。我拿自己的钱学赌博，第一次居然赢了，赢得不多，不到一千元，不过第二次去就全输了。我想找到他们痴迷的、白热化的境界，然后也没找着，但我学会了赌博。

我还跟赌徒、叠码仔、掮客聊，聊得基本充分了才下笔。在小说出版之前，我把小说给赌桌两边的人都看了，他们的评价是“写得真像”，我也就放心了。

记：一进赌场，那种逼人的气势，那种蛊惑人心的氛围，那种欲罢不能的贪婪，那种想赢怕输的思想，一下子像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在你的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这种写作的精准和表现力，到底是天赋还是后天训练习得的？

严：我美国的恩师认为写作是应该被训练的。像任何艺术专业一样，只会使你变得更好，因为你有了训练，会使你天才的潜力得到更好地挖掘。

其实找故事并不难，关键是听到故事后怎么反复去思考、反复去调查它，把细节找到。作家最好是要有一个同情的耳朵，这个同情就是要有共感，共同感受的一种心灵。

综合《文学报》《新民周刊》陈冰、傅小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