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的名字近年来常常活跃于《十月》、《收获》、《北京文学》、《江南》等大型文学刊物，几乎是每发表一篇都会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并被连续转载。8月12日，他的《金山寺》在《作家文摘》完成连载，引起广泛关注。尤凤伟以《心怀敬畏》表达了对于文学创作的心情：

“……对大自然，人类几千年的文明结晶，甚至包括您对自己的事业、职守，都应心怀敬畏之心。没有这种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致使人的精神溃败，行为失范……”

他的中短篇小说，往往切口很小，却直抵人心。在《十月》发表(《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的中篇小说《中山装》以一件普通的中山制服为文眼，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金山寺》中，“10万香火钱”揭示了很少被人关注的隐秘的世界。最值得说道的，是他10年前入围茅盾文学奖的《中国1957》不得已改头换面为《沧海客》重新出版。“不得已”背后隐含着作家怎样的苦衷，他的创作在走过30多年的历程后，有着怎样的变化和探索？近日，本报记者专访山东作家尤凤伟。

读书报：三十年多来，您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尤凤伟：第一个阶段应该是1978~1988年，我的写作基本都可以装进“反思文学”这个筐，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清水衙门》。这个作品开新时期文学反腐题材之先河，说本人是反腐文学鼻祖亦不为过，但比较粗浅、直露，没多少文学性。尚可聊以自慰的是后期的几部中篇：《山地》、《秋的旅程》、《旷野》及《诺言》。我自己很少再读自己的旧作，《山地》是个例外，每次读都心绪难平。可以说是《山地》之后我才知道小说该怎样写。《诺言》算是国内最早重新审视土改运动的作品，其意义不容置疑。

第二个阶段是1988~1998年。我的创作发生了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说回归文学之本也可，说“玩”文学也行。首先“玩”出来的是石门系列的首篇《金龟》，此后是《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石门绝唱》及《泱泱水》。1994~1996年三年间，我写了一个所谓抗战系列。包括中篇《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与两个短篇。

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至今，我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出版了《中国1957》、《泥鳅》、《色》、《衣钵》、《百合的江湖》等。前面说过，最近出版的《沧海客》，是《中国1957》的修订版。

读书报：从作品涉及的题材看，抗战、土改、反右、农民工进城、所有制改造……有评论认为您的作品隐含着历史的线索。而且无论什么题材，背后有一种特别强大的关照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哪里？

尤凤伟：重要的历史节点在我的创作上都有体现，没有什么大的遗漏，所以被称是一种编年史写作。有人说文学没有多大承担，也承担不了什么，现状该怎样还是怎样。即便如此，作家也不能找退路，要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百姓生活。天下雨了，这场雨对麦子、对苞米有没有利？这几天不下雨，麦子能不能干死？我现在还有田园情结。对于写作，特别是上了年纪，我考虑的已不是出多大的名，赚多少稿费。而是对得起中国作家这个称谓，希望写出属于中国的文学作品。大家一看，会说尤凤伟写的是中国地面上发生的真实的社会人生，不离大谱。

读书报：做到“不离大谱”也很难。

尤凤伟：一方面要介入社会介入生活，不做生活的旁观者，有常人的喜怒哀乐。整个社会生活就摆在您面前，只看你怎样选择题材，就是人们常说的写什么。我相信我写的和任何一个作家都不雷同。我希望做一个清醒的、真实的作家。如果一个作家市侩、功利、虚伪，作品就会跟着走，文如其人，他的创作也不会和社会有真正的情感联系。

读书报：从开始写作，如何走上写作道路？

尤凤伟：中学毕业后我到工地拉大板车，工地上有一件事触动了我，我写了《一片读书声》投给《烟台日报》，得了5块钱稿费，这算是处女作。后来参军，我在部队演出队还能写个相声、快板、对口词什么的，也算不上文学创作。从部队复员后去工厂里当车工。1975年《山东文学》到青岛办改稿班，战友告诉我这个消息，说改稿班可以玩，也可以写。我就请了假，写了一篇小说《出徒那天》。一开始大家评价不像小说，我改了一遍，据说像小说了，这也算是我小说创作中的擦边之作。也正是这擦边之作，我被借调到《青岛文学》编辑部当编辑，从此走向了所谓的文学创作之路。

读书报：您的写作一直非常顺利吗？

尤凤伟：顺啥呢？写了大半辈子也没写出啥名堂。不过，要说顺也就是没有多少退稿，唯一的退稿是《中国1957》。《中国1957》写完后，转了四五家出版社，大型杂志都走遍了。编辑告诉说，非常喜欢这本书，目前出版不是时候，略等一等。直到2001年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此我非常感谢出版社以及已去世的责编张森老先生。这期间搞了几年电影，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倒耽误了小说创作。

读书报：说到电影，您的中篇《生存》改编为《鬼子来了》，当年还引发了一场官司。

尤凤伟：《生存》写了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人无论面对多么神圣多么重大的事情，生存总是首要的。《生存》后来拍了电影，就是《鬼子来了》。片子在当时算得“另类”，多处出新，很多人都买帐，但我认为拍得并不理想，起码与我的预期有差距。蹩脚的“黑色幽默”，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没有真正进入人性与情感的层面。为这部电影与姜文打了一场官司，还出了本《鬼子来了官司谈》的书，记录了官司的全过程。作家书写战争，虽各有其初衷，但有一点必须具备：向人们呈现出的战争(事件与人物)必须真实可信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拒绝单一立场。这是以往战争书写的问题所在。

读书报：您的抗战系列被称为“新战争小说”，“新”在哪里？

尤凤伟：是客观地反映抗战形态，不是模式化处理。我从小读到一些抗日作品，篇一律，完全是模式化写作。“抗战”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领域，因我并没有亲历那场战争。起意要写可能归咎于涉猎了一些国外书写战争的作品，如《丧钟为谁而鸣》、《第四十一》等，又不免反观中国的战争文学作品，感觉差距太大，便想自己写一写。我看过一幅照片，一位老乡绅骑在驴上，带领他的儿子、儿媳妇们抗日参战，后来全家都牺牲了，这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想描绘出一幅民众抗日的图像，社会各阶层都投身并付出了牺牲。

读书报：从现实题材转到历史题材，是出于什么原因？

尤凤伟：开初，作家们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介于生活，发声。但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开始意识到这仅是作家的一厢情愿，生活并没因那么多“深刻”小说的“干预”而改变步履，这很叫作家们困惑、无奈与自卑。于是只好以退为进，回归文学的“本土”。当时我确实对现实题材创作的那种欲真不能欲伪不忍的状态感到无奈，于是非此即彼地写起了历史题材。

读书报：《中国1957》是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您本人作何评价？

尤凤伟：当时《中国1957》出版艰难，出版后不敢拿到书市，不敢宣传。也许我永远再写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翻着看着，竟不相信是自己写的，写作时状态太好了，我没参加反右，只采访十几个人，但是写作一泻千里。如果要我留下一本书，留下这一本心安理得。题材是重大题材，艺术性和思想性结合得好，是一本政治书，但是读起来不枯燥。

读书报：自《衣钵》之后，您的创作基本从长篇小说转向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在《十月》发表的《中山装》、《作家文摘》转载的《金山寺》等作品，写得风生水起，非常大胆，但尺度把握非常得体。

尤凤伟：要说把握得好，首先是编辑。《中山装》先发表在《十月》上，他们将其中的一段做了删节，我觉得可惜，后来几家选刊要选，我故意给编辑发的是原稿，神奇的是不同刊物的编辑不约而同都删节了那一段。看来大家对作品敏感处的把握，尺度是一样的，非常有意思。可以说《中山装》是“擦边”之作。《金山寺》和《桥》同样是“擦边”之作。《金山寺》写的是当下信仰现状，《桥》写的是半个多世纪前国人为信仰遭遣受惩。所以不自量力地进入非同一般的领域，不是为题材上的猎奇，而是被现实生活中这个神圣层面日益世俗化所触动。

官员也有官员的苦衷，我写官场，还是设身处地考虑官场的人，考虑正常的欲望和思维。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场如果写得太片面，一是不可信，二是不好玩。

读书报：您从很早就写官场小说，这么多年来，笔下的官场小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尤凤伟：过去官员在贪的方面有禁忌，少有以权发财的意识，如果有，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处理力度。人对生活的要求在改变，对物质的需求在增强。体制对腐败造成很大的可乘之机。贪为何屡禁不止？有一句话叫“伸手必被抓”。在这个体制下办不到。官员贪污被纠查的概率比较低，人情社会造成了“无官不贪”的状态。目前中国的官场小说整体状况应该说只是擦了官场一个边儿，没有涉及到内里。如果写官场内里，一定是惊心动魄。

读书报：您的自身经历与写作基本无关，写作是如何做到超越自我的？

尤凤伟：我的写作比较脱离个人生活，特别写得中短篇，大部分与我个人经历没有太大关系，可是又有千丝万缕看不见摸不着的关联，作家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过于自恋，觉得自己的经历是唯一的写作源泉，那样写作的视野比较狭窄。如果只关注自己的个人感受，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

作家能否走得远，要看他的虚构能力、对写作的概括能力，更重要的是看他的情怀，有没有责任感。是面对自己还是开放性地面对社会人生？总体说，还是作家面对社会生活写什么的问题。有的作家太在意形式，像是写作机器一样写小说。这次写这个形状，下次换个形状。看起来眼花缭乱，其实没必要。读者看的是内容。托尔斯泰说过，内容决定作品的成败。

读书报：他们有自觉的创新和突破意识，不很可贵吗？

尤凤伟：很多有成就的作家，研究文体创新。为什么这样？是在内容上太局限了，不知道内容该写什么。对形式问题不必太刻意，自然就来到小说中。有作家把小说当字典来写，一本可以，本本如此就不可以；有的当成散文化来写，一篇可以，篇篇如此就不应该。

作家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社会生活。好象水和鱼缸的关系，水变混沌了，您写的东西也会受污染；如果水温高了，什么鱼都活不了，大环境不可以摆脱。完全不顾忌文体是不对的，我是觉得不应该忽略最主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