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打工生涯与一扇诗歌之门

“我谈不上是什么诗人、作家，只是写作的初级练习者，并不太关注外界对我怎么称呼和命名。”电话那头，刚刚凭借诗集《纸上还乡》获得首届广东省“桂城杯”诗歌奖金奖的郭金牛这样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就在12月7日，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来到深圳，和郭金牛畅谈中国现代诗，他将亲自把郭金牛的诗歌翻译成德语。在诗人杨克看来，郭金牛的诗歌让人看到，打工文学作品除了描述底层群体的处境，同样可以展现中文诗歌的“深度”，它拥有超越题材本身的艺术性，这样的写作为打工文学的写作指明了方向。

今年48岁的郭金牛从湖北到深圳打工已经21年，摆过地摊，做过建筑工、搬运工、工厂普工、仓管等工作。从1993年到2000年，他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常常因找不到工作而苦恼，那时的他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十多年后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平时抒发情绪写的小诗，也都被他一边写一边扔掉了，从来没想过要投稿。

谈及最初的写作冲动，郭金牛想了很久，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迄今为止，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开始了写作。我来到深圳，最初只是偶尔写写，信手涂鸦，抒发些小情绪和感情，从来没有保存。”等到“正儿八经”开始写诗，是在2012年8月。当时，郭金牛偶然上了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论坛，用网名“冲动的钻石”在上边贴了一组诗《虚构中的许》，没想到这首诗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评论，包括诗人杨炼。杨炼在帖子下边做了认真的回应和点评，这让郭金牛非常激动。慢慢地，他发现论坛上有很多自己喜欢的诗人，于是“越写越来劲”。但在网络之下，郭金牛还是过着和往常并无二致的生活，上班下班、呼朋唤友喝点小酒、爬爬深圳的山。

诗人杨炼的关注似乎为郭金牛打开了另一扇诗歌之门。“杨炼不仅是我的伯乐，更是我诗歌写作上的导师，这对一个诗歌初级练习者来说，很重要。最初他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后来慢慢进入了另一个层次，他让我对诗歌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写诗并不仅仅是文学爱好，最终它会指向你的生命。”郭金牛说。

那时的郭金牛还没有意识到幸运降临到自己身上。

2013年6月，杨炼与青年评论家秦晓宇将他的诗作《纸上还乡》推荐参加了第四十四届荷兰鹿特丹诗歌，这首诗与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月夜》同时被译成英文贴在户外供现场朗诵。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诗歌节之一，聂鲁达、布罗茨基、帕斯等多位著名诗人都曾参加过鹿特丹诗歌节。三个月后，《纸上还乡》获得国际华文诗歌奖“第一部诗集奖”。随后，《纸上还乡》被翻译成捷克语参加捷克国际书展，杨炼朗诵了这首诗，引起与会诗人们的极大关注。年底，郭金牛的组诗《罗租村往事》又获得首届中国金迪诗歌奖。

今年8月，《纸上还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天上午刚拿到样书的郭金牛，下午就接到了深圳作协副主席于爱成的电话，向他要去了几本诗集，当天距离首届广东省“桂城杯”诗歌奖评选截止日只剩两天，诗集被快递到了广东省作协参赛。没有想到，几个月后，郭金牛在网上看到自己获了金奖。“真的非常意外，我不认识任何评委，本来也无意参加这个评奖，如果晚几天拿到新书，也根本没资格参评。我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多么优秀，应该说是我的运气好。”在郭金牛看来，获奖是类似于“加油站”式的鼓励，他清晰地认识到，任何一个奖项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启程，“获奖是值得高兴的，但不代表自己就比别人写得好”。

为什么不能跳出“打工”谈文学？

虽然郭金牛至今仍在深圳龙华某社区的出租屋综管站上班，但从去年开始，他变得有点忙，他被邀请参加各种诗歌活动，也被邀请参加各种论坛。“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肤浅，越来越浮躁，以前在家上上网、逛逛论坛，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总觉得浮华背后都是浮云，其实没有意义。这个时代很难让人停下来认真思考，我感觉自己正在随着浮躁的社会随波逐流。”郭金牛说，现在的状态让他无法静下心写作，这和心态息息相关，“可能还是某种虚荣心作怪，感觉自己正在浮起来，没有沉潜下去。”

今年6月，瑞士苏黎世大学学者、博士生导师卢卡、马库斯等人专程赶到中国，以郭金牛为主要采访对象，准备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诗歌艺术的纪录片。8月，由上海作家吴晓波等人策划的中国诗歌纪录片《我的诗篇》，也在郭金牛住处深圳龙华开机拍摄。正在筹备中的深圳龙华新区作协，也有负责人邀请郭金牛去担任作协副主席，虽然并没有正式进入这一组织，郭金牛已经意识到自己不适合这个岗位，“工作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打工者；写诗的时候我只是纯粹的写作者；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郭金牛说。

“我并不介意打工诗人这个标签，将诗人或诗歌分类不是我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对于我的写作没有意义，诗人唯一的身份识别是你的诗歌作品本身，而不是贴在身上的标签。所谓打工文学，只不过是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描述，和作品本身的关系并不大。”在郭金牛看来，当人们将“打工文学”挂在嘴边时，往往被“打工”这个词引导去了另一个方向，偏离了文学本身的道路。为什么不能跳出“打工”二字的局限来谈论文学性呢？“如果文学落脚到对生命和人性的洞察上，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有没有区别？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有区别吗？很简单，没有。”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郭金牛谈得最多的词是“文学性”。“主流文学界对打工文学的评判是否公允，是否重视，其实根本不是问题。真正杰出的作家不会在意这些，作家真正的出路在于能否写出足够分量的作品，其余的并不重要。如果不能抛开打工文学的命名从深层去解读作品的文学性，所谓的探讨也是没有意义的。”

谈及打工文学与底层叙事的关系，郭金牛说，难道打工者的困境仅仅是生存的困境吗？如果我们不钻透打工的另一个困境，也就是人的精神困境，文学就将流于祥林嫂式的“苦难和伤痛的诉说”。在他看来，底层叙事是基于生存与精神双重困境之下的修建，是一座不断向下修建的“塔”。

虽然郭金牛因诗歌被人们关注，但他自认小说写得比诗歌好，“更有况味，更有视野，也更有冲击力。”如今他也在考虑将之前写的小说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发表，因为“新作不一定就比以前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