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遭人误读是文学的另一种魅力。一部像碗里的清水一样的作品，是不可能被误读的，反而是那些有着幽深气质的作品，因为不容易看清楚，才有可能出现误读。当年，文学界用“现实主义冲击波”将我和别人捆在一起，十年之后，大部分做学问的人已不再这样说了。所以，误读是对作家作品的别样肯定。

木叶：你跟葛红兵对话时说，“很多时候，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思想的半途而废”。不过在小说中，你的思想又似乎没有都“半途而废”，是否有时自己也和自己会顶牛？

刘醒龙：还就是半途而废，我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没说清楚。文学它不可以成为一本思想史或哲学著作。文学作品是对思想的提出，是做某种思考的引领，不作结论，这是文学的魅力。将文学作品与思想作品等同，本身就是对文学的异化。哲学著作中那些逻辑的逻辑，就算绕不死，也要将人绕晕，相比之下，文学作品如果也这样绕来绕去，最终会绕成一种笑话。在思想上，文学的意义止于启蒙。

木叶：这些年来，或者说新世纪以来，很是触动你的外国作品有哪些？

刘醒龙：这些年一直念念不忘的作品，还是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凡是写乡土的中国作家，或是在乡村成长的人，一定要读一下《鱼王》。他对于俄罗斯大地母亲的热爱已不仅仅是乡土了。在俄罗斯文学里，很少有祖国这个概念，一般就是说母亲、大地。这是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同。与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里对大地母亲的眷恋相比，中国作家差远了，经常看到的是怨恨、抱怨、批判。

木叶：听了这话，使我想再问一下，你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作家吗？

刘醒龙：我是一个特别在乎自己内心感受的人。我可能不顾一切，不顾外面的世界怎么想，不顾朋友怎么想，不顾同行怎么想，不顾所有人怎么想，我都会坠到自己内心的深渊里面去，我要把自己捞起来，让自己能够继续地走下去，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