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作家邓一光凭借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斩获郁达夫小说奖。从当年的英雄史诗写作，到现在的深圳城市书写，离开武汉整整5年的邓一光，有什么变与不变？日前，记者通过邮件专访了他。

对武汉，谈不上离开

2009年底，邓一光因为身体原因离开武汉，南下深圳。去深圳以前，邓一光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是“文学鄂军”的领军者之一。当被问起现在是否还关心湖北文坛的时候，他幽默地回答“我连头都在武汉剃，所以谈不上离开”。

最近一年，邓一光的母亲连续住了4次院，他都是把老人送回武汉治疗，并顺便跟老朋友们见见面。这位蒙古族汉子天性豪爽，虽然并不喜欢喝酒，遇到老友却也力求宾主尽欢，“上次刚在天河机场落地，胡发云的电话就进来了，第二天晚上胡发云、冷军几个朋友把我拖到火锅店一顿猛喝，喝完再听冷军唱戏”。

对于这种文化圈子里的友谊，邓一光挺珍惜。“湖北在历史上有过公安派、竟陵派，这两个圈子拿拟古风开刀，发前人之所未发，无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还是‘幽深孤峭’，他们极其重视精神层面的表达，在文体上‘一扫李王云雾’，这种圈子，没有什么不好”。

邓一光在武汉还有个人工作室，今年，这个工作室作为联合出品方，参与拍摄了一部剧，这部剧的导演是著名武汉导演巴特尔。

“我的工作室正在筹备拍另一部剧，还有一部电影，编剧也是武汉作家。”说到这些的时候，邓一光仿佛真的从未离开这里。

小说完全写实，应该被开除

到深圳后，邓一光用了一年的时间安顿生活，随后开始以中短篇小说的方式恢复写作。此前，他已有七八年时间没有写中短篇了。

邓一光立志要写十部关于深圳的小说，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生活。他说：“卡尔维诺说过，城市是荒诞怪异的，对于城市这个大的概念，我进入不了。我只能试图用小说进入我的生活。”

对邓一光来说，深圳是他当下的生活地，“我带着我的家人去那儿绾草而居，我们喜欢那里变幻莫测的气候、疯长得不像样的植被、城市里连绵不绝的山脉、每年超过300天的蓝天白云、正在被巨无霸集团大块填掉的蓝色海湾，还有整座城市无所不在的流浪猫狗”。  

当然，邓一光和家人也有不喜欢那座城市的地方，“我们和生活在那里的其他人一样不要脸地吐槽，这些都构成我和家人的肉身生活，有这些就够了”。

在邓一光已出版的两部深圳小说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和《你可以让百合生长》里，关于深圳的地名俯拾皆是。然而邓一光表示：“我不负责去写深圳是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深圳是数字和规划中的深圳，而我的深圳一定是有条理、情感和文化的深圳，我在写我自己的深圳。”

邓一光提到，对于某一个地方的书写，无论是马尔克斯的马孔村、莫言的高密乡、苏童的香椿树街，写的都不是现实中的城市，而是创造文化、认知体系上的城市。因此，对于邓一光来说，一部小说如果完全写实，是应该被开除的。所以，你在他的小说中读到的深圳，是熟悉的深圳，却又是精神世界里不一样的深圳。

他的小说始终有热度 

在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邓一光从一个屡获国际大奖的少年合唱团入手，将眼光投向了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深圳外来务工者子女身上，试图揭示他们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困境。此外，这本小说集中的其他作品也和《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一样，多维度地呈现了一种书写城市底层的面向，包含了底层的情义、底层的挣扎、底层的救赎等主题。

事实上，很多普通读者对于邓一光的印象还停留在《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硬汉文学”阶段。大家对于邓一光这样的城市书写，多少还是有些陌生的。关于“风格变化”、“写作转型”这样的提法，邓一光自己倒是拒绝多谈，只是淡淡回应“风格的事情我没留意，我不太留意皮毛变化。”

“很多人的写作是给自己慢慢画圈，邓一光始终是一个生长性的作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是典型的学院派评论家，他如此看待邓一光的转变。

有人说邓一光去深圳以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调子有点冷，很有卡夫卡式的荒诞感，施战军却不这么认为，“当代文学把情感剃得很光，越写越冷，而邓一光的小说始终有热度。下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去拿到的那个自我价值，在《我是我的神》里有，在今天的城市生态里也有，邓一光的作品里一直有这样的成长元素。”

要不你

再给几个问题？

记者欧阳春艳

以往联系著名作家，似乎总有那么点难度——电话要么老关机，要么你打通了，人家不接。寻找邓一光的时候，却是意料之外的顺畅，电话响了几声，他接起来，直接问明来意，然后爽快答应下来。

最令人意外的是，他还没开始回答采访提纲，倒先给我写了封回邮。大意是，这十来个问题我用不了多少字就回答完了，这可以配合你完成工作吗？要不你再给几个问题？我想说的是，这样认真细致与体贴兼备的采访对象，真的极少遇到。

得到“没关系”的答复后，他用最快的速度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在回答里，他会表达出一些对现实与流行的批判，甚至还会直接对我说“我不喜欢你用的这个词”。这多少会让作为提问者的我有点尴尬，不过他随后也会说出“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的语句，显出善解人意的一面。

稍后我又进一步提了几个问题给他，他仍然是麻利地回复了。让人感动的小细节是，他居然根据逻辑关系，将新老问题重新排序，再一并发还给我。

有独立思想，直爽、利落，很多人说，邓一光在武汉的时候，是个朋友极多的人。对此，我除了赞同，还是赞同。

访谈  记者欧阳春艳

在强烈困惑下开始我的写作

读+：深圳确实有一个百合合唱团，《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的故事来源于此吗？

邓一光：小说的现实起因的确缘于一个合唱团，团名就叫百合少年合唱团。他们得到了无数国际奖项，光数数这些专业成绩，就知道合唱团的孩子们有多了不起。

我到深圳头一年，一个偶然机会，去百合合唱团看过一次孩子们排练，和两位音乐老师聊了一会天，那次孩子们的练习曲目是非洲音乐家的一首环保歌曲，孩子们模仿大森林的自然之声，非常迷人。

原本没打算写这个故事，两年后，也是偶然，我和一位朋友聊孩子的话题，我给他讲我在合唱团看到的事情，我讲的内容已经离开现实中我看到的内容了。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它来了，于是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就有了这篇小说。

读+：《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故事，你以前创作的很多小说主角，也似乎都有在逆境中追求光明的特质，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写作追求？

邓一光：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立场和价值尺度上的理想主义者，不接受虚无主义主张下的理性写作，但我相信并且一直在用我的写作去确认，人是生命意志和自由意志的产物，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观是最终决定人之为人的那个砝码，独立、创造和自由是个体生命道德的惟一真理。确认这个，我在活着这件事情上才拥有了意义，我的写作也由此产生了意义。我是在深受生命负极强烈困惑和压迫下才开始了我的写作，人性与生俱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足以让我找到我需要的那些力量。

有人出人头地  有人挣扎在平庸中

读+：书中的主角兰小柯、兰小宝是深圳打工者子女，你接触这样的孩子多吗？他们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邓一光：作为小说家，我不替任何人、任何族群代言，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他们的困境是什么。直白地说，我怀疑社会学谱系上的归类对文学的发现是否有意义。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原住民3万，户籍人口300万，非户籍人口1000多万，可以这么说，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打工者，虽然我很不喜欢这个词语。所以，不管愿不愿意，我在这座城市里认识的人，接触到的人，他们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求生存，求发展，有人出人头地，有人始终挣扎在平庸甚至苦难中。

这种个人与城市的共构关系会延续到生命终结，而且会把命运的基色带给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都可能是“兰小柯”，如此，他们构成我小说中的人物。

读+：你在小说里写“歧视有了进化后的变种，不是抛弃，而是关怀”，这是你的真实感受吗？

邓一光：我的观点另论，这是小说中主人公兰小柯的感受。这种观点出现在20年前，你会指责它大逆不道，现在应该被社会接受了。

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兰小柯的感受，他们仍然会为这样的观点吃惊，因为他们久徊不去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好说明了假以关怀之名实施的歧视之实，不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大量存在，在人性深处也普遍存在。

事实上，社会制度乃至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大量对个体意志的歧视，这正是兰小柯这个人物精神叛逆上的时代性表达的意义。

我没打算融入深圳

读+：“干物女”、“蕾丝边”，你在小说里用了不少流行词汇，并且你的写法也非常现代，很多人因此甚至不相信你是位50后？

邓一光：人们读《变形记》，不会想卡夫卡能不能变成甲虫，读《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不会想卡尔维诺是不是脱世于建筑师。金圣叹在《水浒》批注中提到人物塑造法则，“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他说写刽子手不必杀人，写妓女不必侍客，说的是生活与写作的关系。人物塑造是写作的基本功，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相反，很难想象一个缺少仿真能力的小说家能写出让人信服的小说。

读+：作为一个到深圳并不算久的“外地人”，你已经融入这座城市了吗？写深圳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邓一光：我没有融入这座城市，很难融入，也没有打算融入。我的年龄比这座城市大，它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了，但它的成长是裂变式的，我得一天天的成长。在这一点上，我和城市永远都不是同类，也不可能成为同路人，充其量，我只是一个城市的过客。

我不会成为我生活的城市的代言人，以城市的立场，以及别的什么人的立场写下任何文字。我只写我认知中的生活，这个认知与其说依赖地理学意义上的城市，不如说依赖于对城市特征密码的好奇心、对城市生活细节的追索欲望，以及借助想象力而企图展开的精神建构，所以，我写的不是深圳，是我的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