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空岛”中蕴含着的生命哲学，让人引发更多的思考，同时也会联想余先生本人对生命的思考。

余秋雨：不错，我喜爱的艺术作品，都与生命哲学有关。生命哲学的最高部位，并不是抽象思维，而必然是艺术形态。亚里斯多德写过《历史哲学》，但他把诗看得比历史更高，他是对的。中国儒家，也把“乐”与“艺”放在归结各种大学问的地位，他们也是对的。当然，很多艺术作品与生命哲学无关，那也很正常，因为艺术的天地很广阔。我本人，由于历尽磨难，又一直在思考着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陷阱、生命的崇高。不仅在创作中，而且在学术研究、行政事务、日常生活、千里行旅中，也是这样。

读书报：为什么会想到以和珅对财富的追逐作为故事的题材？您认为这个故事对当下社会有怎样的启迪？

余秋雨：我写和珅，并没有现实影射的意思，而只是迷醉于三个“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典、最大的海盗、最大的贪官。这三个“最”组合在一起，一定能产生特别有趣的巨量级涡旋。因此，还是着眼于“叙事张力”。如果留一隙现实主义的联想，那就是把大文章做小了，非常可惜。

读书报：您愿意谈谈小说创作与戏剧、散文创作的不同感受吗？

余秋雨：各有着迷之处。德国诗人海涅说，小说、戏剧、诗歌，是人类精神中三种基本美丽的自然迸发。他把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这三个人，作为这三种基本美丽的最高代表。尽管海涅不了解中国文化，但他把文学的几种基本体裁与人类的几种基本美丽连在一起，显然是不错的。每一个文学创作者，其实都具有人类精神中的基本美丽，只不过精力有限，各有侧重罢了。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品级”和“气格”。

读书报：您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作家和学者，同时也是争议比较多的，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争议？

余秋雨：有关我的“争议”较多？我看到的，只是四次无聊的诽谤。我没有出来争辩，因此构不成“争议”。

第一次，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大家读一读我写的《寻石之路》就明白了。我曾公开悬赏，谁能举出我在这个笔名下写过哪一句话，我就支付自己两年的全额薪水。悬赏已经二十年，至今无人领赏。我在“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躲在外文书库开始写作那部六十八万字的《世界戏剧学》。请想一想，在那个稍稍偏离“革命样板戏原则”就要入罪的年代，写那部书需要什么样的勇气？相比之下，那些诽谤者当初在干什么？

第二次，是说我的书中有大量“文史差错”，还有“抄袭”，全国哗然。但是，后来有一个记者找到那个诽谤者，要与他比对证据，那人才轻松地说，他是“想当然”。

第三次，说我在汶川地震中“捐款二十万元”是“诈捐”。但是，我在哪里宣布过我要“捐款二十万元”？事实是，我在灾区以五十多万元捐建了三个学生图书馆，至今仍邀请诽谤者们随时参观。而且，学生们还会教他们数学：五十万，比他们心中的二十万，要大一些。

第四次，说我和妻子离婚了，还伪造了妻子的离婚声明。结果，我的妻子马兰立即发表了一个正版声明：“若有下辈子，还会嫁给他”。

就这四次，其他没有了。从去年开始，中国司法部终于有了逮捕和审判造谣、诽谤者的案例，他们也就不闹了。有的读者问我：“为什么当初不起诉他们？”我说，他们其实是一群无聊的可怜人，不相信人生中有勇敢，有奉献，有爱情。他们什么也没有，再把他们关在监狱中，就于心不忍了。

读书报：小说创作如此游刃有余，是否今后的创作将在小说上有所侧重？

余秋雨：我是一个“随行随吟”之人，从来不对自己的今后，作任何计划。您说我“小说创作如此游刃有余”，又说“耳目一新”，我一听就高兴了，那“见好就收”吧。已经出版的《秋雨合集》多达二十二卷，在书架上长长一排，里边还不包括《空岛》、《信客》这样的小说。如果加在一起，那就实在写得太多、太多了。我又至今未用电脑，纯粹是最原始的“手工写作”。握着笔，一字一句地写，居然让稿纸堆成了小山。读者见了，一定会疼惜我的手。那就不要再让我多写什么了吧。如果还写，可能更多地是写书法。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国内那些重要碑文，都是由我撰文，又由我亲笔书写的，例如炎帝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大圣塔碑，以及仰韶遗址、秦长城遗址、云冈、都江堰等等。我的六卷书法集，去年获得了全国“金牛杯”金奖，最近还会出一部我的“墨迹”精选，请大家指教。

读书报：在当下浮躁的碎片化时代，您认为作品怎样才能引导读者的热情？您对《空岛》等小说创作，期待几何？

余秋雨：没有什么期待。成熟的读者不必引导，他们在远处就能闻到林木之气。我出了那么多本书，没有一本举行过首发式、签售式、研讨会。我与文学评论界也毫无交往，因此，全国有那么多“散文奖”，《文化苦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一项。但是，这一些对读者都不起作用。我对读者，有充分的信心，因此不想用任何方式去诱惑他们，或骚扰他们。他们如果现在没发现我的小说，迟早总会发现的，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