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作家赵瑜：“一切向金牌看齐”害了马家军）

时隔16年，赵瑜的报告文学《药魔重创马家军》重见天日。

体制原因、发放奖金不公、禁药的伤害，都是马家军当年发生“兵变”的原因。一文 摄

对话人物

赵瑜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期观察体育领域，著有《马家军调查》等多部报告文学和纪录片。

对话动机

多年前名噪一时的马家军又成了舆论焦点，不过还是和兴奋剂捆绑在一起。

这源于作家赵瑜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中的一个章节《药魔重创马家军》，时隔16年后重见天日——当时，这篇3.5万字的文章因为敏感而在出版前被删除。

昨天，赵瑜回忆了当年被阉割掉这个章节的原因，对于药物给运动员带来的身体伤害和心理阴影，赵瑜讲述了诸多细节。

“不讨论、不出版、不转载”

新京报：“马家军”和“兴奋剂”一起又成了最近的舆论焦点，这来源于你的一篇调查。

赵瑜：这部分内容出自《药魔重创马家军》，这是我的报告文学作品《马家军调查》中的一个章节，共3.5万字。《马家军调查》第一次出版是1998年，发在《中国作家》上，当时马家军正在冲刺2000年奥运会，出于现实考虑，删去了这一章。

新京报：首发时删去禁药的章节，是受到什么压力吗？

赵瑜：这本书写成于1995年，当时马家军如日中天，连续几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国家体委提出“向马家军学习”的政治口号，那个环境下，对马家军的调查是个敏感话题。尤其是禁药这一块，《中国作家》的领导觉得这本书是对马家军的一个全面调查，若发表禁药的内容，就会遮盖住其他问题，比如体制弊端等问题的深入讨论。当然也是出于风险考虑，主动把这章删了。

新京报：即便把这章删了，也给你和出版社带来很大压力？

赵瑜：1998年，马家军已经换了老队员，但仍是公众关注焦点，文章发表后，老马喊冤，辽宁体委发难，甚至惊动了北京高层。国家新闻出版署受命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作品真实性展开查证。

我和出版社都配合调查，心里并不轻松，但是我不怕，写作都是有根有据的，我把采访笔记和录音交给调查组。最后的调查报告证明，我文章的真实性没有问题。

新京报：据说这本书差点给你引来官司？

赵瑜：这本书火了后，老马喊冤，当时知名律师谷开来说要为马俊仁先生“申冤”，控告我和出版社，我和编辑们静候以待，但后来谷开来自己熄火了。

新京报：后来这本书传播广泛吗？

赵瑜：1998年，相关部门明令关于此书“不讨论、不出版、不转载”，连已经印刷的单行本也火线撤下。

201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本书，这一章得以重见天日。但由于是书籍，也没有引起如今这么热的关注度，还是得益于新媒体。

“比赛打不上去不要紧，心里干净就行”

新京报：当时怎么想到去调查马家军？

赵瑜：我此前写过很多篇体育界的报告文学，在这个领域有些积累。1994年冬天，马家军“兵变”，核心成员王军霞等17人提交辞职报告，我很好奇，想写一本纪实文学，弄清事件原因，探讨体育体制的弊病。

新京报：当时花了多长时间，采访了多少人？

赵瑜：1995年春节过完，我就到辽宁采访，把马家军发迹的地方沈阳、辽阳、大连、鞍山等地都走了一遍。采访了马家军的主管单位、马家军的所有成员，包括司机、会计和队员的家属都详细聊了，然后再去北京采访，采访一共花了三个多月，秋天把稿子写出来。

新京报：采访有难度吗？

赵瑜：没有遇到很大难度。当时“兵变”是社会热点，教练马俊仁和队员都有倾诉欲，马俊仁委屈，觉得队员背叛了他，队员们长期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也想说话。

新京报：对于兴奋剂的调查，你向多少人核实求证？

赵瑜：关于兴奋剂这块，先后向我反映和证实此事的，有王军霞、张林丽、刘东、刘莉、张丽荣、马宁宁、王晓霞、吕亿、吕欧、王媛等老队员，任教不到半年的年轻教练李卫民谈了一些情况，队医张琦也表达了她的苦恼。

新京报：与教练相比，队员处于弱势地位，为什么敢和你讲？

赵瑜：中国奥委会反对兴奋剂的立场很明确，这给队员们提供了强大的保障。马家军的姑娘们被禁药深深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有队员说，觉得这事儿特别严重，要讲就跟一个人好好讲，啥也不保留地讲，讲得细一点，最好写得真实全面点，告诉国家和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以后不要再犯。

新京报：王军霞当时是怎么表态的？

赵瑜：王军霞告诉我，“我们吃够了兴奋剂的苦，揭露它，并不是针对马导这个人，而是为了同伴不受这种苦。比赛打不上去不要紧，只要我们尽了全力，心里干干净净就行。”

“打了这针，你就成了一匹烈马”

新京报：你了解到的马家军使用禁药的情况如何？

赵瑜：据九名核心队员讲，头几年，马俊仁也没整什么好药，数量不多，效果也不明显。到1991年，马俊仁的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级，有口服的、针剂的，那阵子查得也不紧，就大量使用。队员们刚开始为了出成绩，并不排斥服药。但渐渐地，药物的不良反应出现了。

新京报：什么不良反应？

赵瑜：好些队员说话声音越来越粗，大多数队员得了肝病，有时疼得不能训练，睡不着觉，后来还听说以后可能不会生孩子，或者生畸形儿，别说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人家也动摇了。队员们产生了抵触情绪，只要教练不监督，有队员就把口服药偷偷扔掉，但教练打针还是躲不过去。

新京报：马俊仁会给队员打针？

赵瑜：据队员们回忆，打针是马俊仁亲自操作的。老队员张林丽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马导常说这样的话：不打针你是一匹好马，打了这针，你就更成了一匹烈马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呱唧呱唧光知道往前冲啊！

新京报：1994年马家军兵变的主因是禁药？

赵瑜：“兵变”有多方面的原因，体制方面的、发奖金不公的，当然禁药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吃药，姑娘们的内脏都得过病。马教练为了不让队员的内脏给他添麻烦，保证正常训练，让所有队员集体去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有的姑娘都有了轻生的念头。

新京报：你和马俊仁教练谈过禁药这个话题吗？

赵瑜：我与马俊仁多次交谈过，他并没有正面否认这一切，一提用药艰难，他就经常发出沉重的叹息。弟子们大规模离队，论打论骂论经济纠纷，老马还能对弟子们做出一些辩解，唯独大家提出今后坚决不再用药，老马就语言无力，思想工作实在做不下去。他反复念叨一句话：这个事你们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啊！

20年，举国体制病根未除

新京报：在你看来，这件事为什么在20多年之后还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赵瑜：是因为人们对真相的关注，人们不希望被隐瞒，不希望受骗，希望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都能透明化、公开化、民主化。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马家军的崛起和没落？

赵瑜：提到马家军，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禁药上，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家军的辉煌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这种说法不客观。它的崛起是与教练和队员们的艰苦训练，优秀的训练方法分不开的。

新京报：现在国家对禁药管理得如何？

赵瑜：在马家军崛起的那个年代，使用兴奋剂并不是秘密，当时用药检查得并不是特别严格，在很多比赛项目中都有偷偷使用违禁药品的现象。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国际赛事，中国承办了大量的国际赛事，对于药检非常重视，药检的规范化，透明化，严惩禁药，禁药这块有了很大的改善。

新京报：20年后，再回望马家军、兴奋剂，你希望给公众带来怎样的思考？

赵瑜：药物曾经给马家军带来辉煌，却最终给这批运动员造成重创。我会想，究竟是谁把马家军推到这一步的？马俊仁教练是有责任，但他同样是一个苦不堪言的受害者，他并不惧怕公平竞赛。是我国的举国体育机制和金牌崇拜症，一切向金牌看齐，从国家层面到公众，过分期盼体坛多拿金牌，只允许辉煌不能容忍失败，实际上，是人们共同把马家军送上了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咱们都有责任。

新京报：作为一个体坛的长期观察者，举国体育机制和金牌崇拜症目前有改善吗？

赵瑜：这些年，体育领域做了一些改革，但是一些根本性问题仍然没有改，比如对于金牌的过度向往，比如举国体制，对队员的严格管理，家长制的专制作风，虽然在足球和篮球等领域有一些改革，但对于能拿金牌的竞技体育项目，仍然没有放开，管理过于死板，队员压力过大，应该让体育回归到强身健体、友谊比赛的本质。

新京报记者 萧辉 北京报道

编辑：戴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