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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一生，实际上比她的文字要丰富多彩，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戏剧性，跟假的似的；也许那是乱世，人生人性的广阔翻飞，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能设想的。 萧红漂泊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她再没想到，她这一漂就是十年，好像漂成了习惯，再也不能停止，一直到她的死。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她这十年一味总是凄风苦雨，恰恰相反，她这十年，生命真正在放光彩。 首先是，她的生命能量得以释放了，萧红的性格，是一定要在奔走中才能焕发活力的，把她局限在一个地方，她会很快枯萎的；她没有在一个地方枯萎，却因为一路奔波、心力交瘁而死；总之，这个姑娘，是怎么也弄不好了。 起先，她跟在萧军身后，我能想象她那双单眼皮的不大的眼睛，鼓鼓的小圆脸，一路走着，跳着，看着，指点着，叽叽喳喳像个小麻雀似的。这是“两萧”的好时光，以至他们到了青岛，穷得去变卖家具的时候，我仍认为这是他们的好时光。其中主要一个原因是，他们适时扮演了对方需要的角色，萧军自不必说，此时的萧红，她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小女子。 ——她性格里是有这一面的，虽然不全是。 此时，“两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了，在青岛，写《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萧红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很容易就受了别人的影响，却又能把自己的天性保持得很完好。倘若萧军是个画画的，那么中国美术界很有可能多出一个优秀的女画家，我猜想；倘若萧军是学音乐的，那么萧红呢，极有可能把个什么乐器摆弄得像模像样。 现在，萧军是个青年作家，比较“左倾”，身边的朋友也多是些进步青年……于是萧红便写了《生死场》，——可能是一群人聊出来的主题，跟萧红说：“这个合适你，你来写吧。”于是萧红琢磨一下，便开始写了。 这并不是她擅长的题材，这时候，她也没找到自己的题材，不过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什么都试着写写，写的时候，脑子里可能还想着时代、战争、革命什么的，这样一些大词汇，一时弄得她很茫然……可是她一旦想到自己的小城，小街，街坊邻居，她就又活了。 写得不错，因为鲁迅的推介一炮打响，大概是成名了。然而我以为，《生死场》并不能算作萧红的代表作，只是她在通向代表作的路途中必经的一座桥。这样一来，“两萧”又启程了，去上海正式拜见鲁迅，这是1934的冬天，萧红二十三岁了。——此时，十四岁的张爱玲正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是个文艺少女，以天才自视，可是面上很谦逊的，她不怎么爱讲话。她读一切文艺的、通俗的小说，给校刊投稿，后来也尝试写了像《牛》这样质朴的农村小说，以及像《霸王别姬》这样绮丽的历史小说。只是在继母治下生活，永远穿一年酱牛肉色的长袍，她是很不开心的。 在上海，萧红焕发了更大的活力，遗憾的是，和萧军的关系变冷了，很多人都认为是和鲁迅有关，我也这么认为，——几乎一定是的！未必真的发生什么；也许是什么都发生了，“只是在心里”。很多年前，我忘了从哪儿看到的一段，或许就是我的臆想：有一天深夜，“两萧”和几个朋友走在上海的马路上，萧红一高兴，提议说：“我们赛跑吧。”于是便开始跑……我至今都能听见她的半高跟皮鞋在柏油路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清脆的声音，她的笑声，她也许还会尖叫一声；她个子蛮高的，她在路灯光底下渐长或渐短的影子。 萧红临死前的样子，我想象着，并不觉得太难受；可是一旦想起她在上海的某个深夜，在马路上，她撒腿奔跑，我便觉得心里堵得慌……萧红的天性，实在是很开朗的，很容易就快乐的，她是那种“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的人，然而就这一点点阳光，上天对她也是吝啬的。 有一次她去鲁迅家里，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为什么笑呢？” 她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很好。非常非常地好。我想萧红最可贵的一点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她的淳朴和自然，她投向万物时如初生儿一般新鲜而好奇的那一瞥……她是永远的闺女，不管环境多么严酷，不管她是多老的一个老太太，有一天走在街头，若是看见了什么新鲜物件，她都会忍不住凑上前去，说一声：“咦？” 她这一点，和张爱玲是截然不同的，我难以想象她们会成为好朋友——真实的情况是，她们绝无可能认识，萧红写作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中学生；张爱玲写作的时候，萧红已经死了。 两萧在上海待了不到两年，这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两萧”来说，鲁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亲一样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萧红还是个年轻女人，偏偏又容易动情……起先，他们住在法租界，离鲁迅家很远，为了方便见面，他们就把房子换到鲁迅家附近了。 鲁迅家里，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客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这些年轻人来到鲁迅的书房里，不拘站着，坐着，喝茶，抽烟……他们是什么都聊的，时局，人生，文艺，苦恼。鲁迅听着，附和着，或是给予他们一点意见。倘若他们说了什么笑话，鲁迅便笑了，放声的，明朗的，笑得烟卷都快拿不住了。 初始，萧红见到这一幕，以她那孩子似的好奇心，她一定会惊喜地在心里嘀咕一句：“咦，这个人也会笑呢！”或者是：“咦，这个人也会打喷嚏呢！”她大概是觉得很亲切了。 “两萧”常结伴来看鲁迅，每天都来……后来，就是萧红一个人来了。 萧红来到鲁迅的书房里，鲁迅也只是平常地问一句：“来啦？”萧红说：“来啦！”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萧红便和许先生一起做饭，包饺子，包韭菜合子……两个女人一起闲话，许广平告诉她她从前的往事，她在女师大念书，怎么做家庭教师……两个女人之间，大概是什么都知道了，但什么都不能说。 萧军开始打萧红，他总有很多理由，但是真正的理由他也不会说的。我想象这一幕，真是难受得很，后来鲁迅逝世，萧军参与了丧事的全过程，行弟子礼，他是走在第一个的。 情况就是这样吧，每天萧红都要去鲁迅家，常常一待就是一天；萧军知道她去哪儿，又不方便总问的，或者就是问了，也未必问出什么来。他已经左右不了她了。这时候，也不知他看出了没有，萧红身上的那股子力量，和他的力量完全不同的，很韧的，很有劲道。她不复是从前那个柔弱的、顺从的小女人了。 萧红来到鲁迅家里，也不过是说点家常。鲁迅不在，她就和许广平说；许广平不在——然而许广平很少有不在的，她是家庭主妇，她就和他们夫妇一块儿说。或有就是，她陪着海婴公子玩一玩，海婴最喜欢她了，因为她有小辫子，他最喜欢抓她的小辫子了。 她心情好的时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 鲁迅就会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作出评价：“不大好看。” 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红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说到她的靴子……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两人独处的唯一的场景，然而也只是说说衣服，鞋子，搭配。——是啊，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在里头了。 说了一会儿，萧红看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楼去了，第一，她不能耽搁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顾忌许广平的感受——如果这个家她还想每天出入的话。 站在萧红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这段时间她是很压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门赴约，许广平替她打扮，找来各种颜色的绸条用来装饰她的头发，其中一根红绸条，扮得萧红似乎不是很好看，鲁迅生气了，大声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她……”这一幕真是意味深长，在那不知是春天还是冬天的房间里，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有什么东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这一两秒，这艰难、隐涩、沉重的一两秒过去就好了，过去了，又是什么都没发生了。 后来，萧红便离开了，她去了日本，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为什么要离开呢？据说是“养病”，又有说是“精神上的苦闷”，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已经断断续续病了大半年了；她走了三个月以后，鲁迅就去世了。 这三个月中间，她跟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吗？ 然而这些不说了，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上海的这两年，是萧红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两年，——如果不能说是最幸福或是最快乐的两年。首先，她没那么穷了，至少有饭吃，偶尔还能穿上新衣服；第二，稍稍安定了些，虽然是短暂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结识了鲁迅，每天朝夕相处，成了她精神上、感情上的最大的慰藉，也成了她忍受萧军的铁拳头的最大的慰藉，成了她生活中类似于支柱的东西，成了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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