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9年，对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来说，是极为悲摧的一年。

新年到来的第一天，《中央日报》头版刊登了《总统元旦文告》。在这篇冠冕堂皇的文告中，蒋介石难掩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颓丧情绪。“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胁……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蒋总统自己撕毁了国共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自毁和平建国方针，却在这篇文告中倒打一钯，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了共党身上，如此狡辩让人看不出有一丝的和谈诚意。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被消灭过半，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战线迫近长江一线。短短一两年内，数百万国军在与共军的作战中连遭败迹，再加上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政治斗争，在“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于元月21日发布“下野文告”。与元旦文告一样，蒋总统不忘来一番自我表功：“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称自己“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从事”，还说：“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在字里行间所表露的，依然是蒋介石那一副虚伪的面孔，似乎只有他是想罢战言和的，而共党则是好战分子。

1月 22日下午，蒋介石在陈诚、陈仪、汤恩伯等人陪同下乘专机离开南京飞往杭州。专机起飞时，蒋介石让人通知飞行员驾机在中山陵上空低飞绕陵三圈，之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中山陵飞向杭州。23日上午，蒋介石一行由杭州笕桥机场启程飞往宁波，然后乘车前往蒋介石的老家奉化县溪口镇安顿下来。与前两次下野回乡不同，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这次呆在老家的时间最长，从1月23日至4月25日，时间长达三个月；二是虽然离开了总统宝座，但他依然是国民党总裁，表面上是引退，实际上仍然可以遥控指挥国军；三是这次下野后回乡再离乡，此后再也没有回到故地。可能是蒋介石自己也预料到了今后的结局，他在老家三个月里，遍访祖坟宗族豪绅名人，凡是能去的、想去的地方，他都去过了，足迹遍及宁波、奉化许多地方。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军苦心经营了三个月的长江防线倾刻土崩瓦解。4月23日，南京总统府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顶楼的青天白日旗坠落。此时此刻，呆在老家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于4月25日下午从宁海县西庐乡团埃村下海，乘国民党海军的泰康号军舰永远离别了家乡。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离别情形：“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定。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为挽国军的颓败之势，蒋介石不得不结束“引退”，从隐身幕后操纵走到了前台亲自指挥。蒋介石于4月30日抵达上海，亲自指挥上海保卫战，声称要把上海“变成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但在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上海，汤恩伯的数十万精锐部队也被一举消灭。上海失守后，蒋介石确定了新的作战方针：立足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使之成为“反攻复国”之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蒋介石布置好撤台措施后，乘“江静”号军舰南下舟山群岛视察各岛防务。

6月21日，蒋介石从台北乘“美龄号”专机飞抵福州，在机场办公大楼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特别强调了固守福州的重要性，说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两个月后，人民解放军发起福州战役并取得全胜，此役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3.9万余人。

10月1日，当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广州的蒋介石一方面明智地取消了原定轰炸天安门的计划，另一方面与有关人员研究部署“保卫华南”的作战方针。两周后的10月14日，国军在广州失守，“国民政府”被迫迁往四川，蒋介石随即赶到重庆，在山城度过了他的63岁生日。当月，蒋介石抛出了在西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持久作战的计划，确定“以机动防御配合游击作战，进行持久抵抗，争取时间，等待国际事变”的应变方案。但刘、邓大军势如破竹，深入敌后、切断敌人退路，很快就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11月3O日凌晨，蒋介石见局势不妙不得不带着从广州来渝不到50天的“国民政府”，匆忙乘飞机逃往成都。

11月3O日下午，重庆解放。国军失去重庆，成都已无险可守。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将其 “政府”迁往台湾。12月10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在这一天下午两点，蒋介石乘飞机仓惶离开成都，6：30飞抵台北。从此以后，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大陆。

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从年初到年底，整整一年都在东奔西走，没有一个固定且安定的办公场所，他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疲于奔命，既自我打气又督促部下，部署一些毫无希望的所谓救党救国的行动，但都如螳臂挡车一般徒劳无益。这一年，集中华民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总统，被自己一向不屑的共军追击得狼狈逃蹿、无处安身。这一年，难得写诗的蒋介石，在临离开大陆之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破阵子》中的词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痛失大陆、仓皇出逃的蒋介石，当他透过“美龄”号专机舷窗俯视大陆锦绣山河时，伤心哀痛的愁情别绪，与那个“一旦归为臣虏”的南唐后主相比不会好到哪里去。

三年前的蒋介石，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当年那个戎装笔挺、风度翩翩的蒋委员长，在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后，在国内国际上享有何等崇高的威望啊。当时，国民党政权被看作是领导全国抗战胜利的功臣，蒋介石则被看成是“民族英雄”。其时，国民党还有美国给予的大量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时的国民党威望高、实力强，几乎没有人相信国民党政权会被共产党打垮。但令人难以相信的一幕最后还是上演了。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只用短短的四年时间，就将国民党军队赶出了中国大陆。究竟原因何在呢？60多年来，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

逆历史潮流而动，彻底丧失民心，这恐怕是蒋介石丢失大陆的一个首要因素。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抗战胜利后，理应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积极医治战争创伤，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而饱受战争苦难的全国民众，也都渴望天下太平，能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但渴望终成奢望，抗战后的中国人民刚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就让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推入灾难的深渊。

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但蒋介石一直没有重视和解决好，甚至放任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那几年，广大农村和农民也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在蒋介石的眼里，农村广大贫苦农民的欢喜悲愁是无足轻重的。早在1938年6月，在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为阻拦日军西进，想出了“以水代兵”的主意，竟然下令国军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滔滔黄河水一下子就淹死老百姓89万人，丧失家园沦为难民的有近1000万人；而黄河决堤给日军的影响仅仅是在中国占领区的缩小和部分减员。花园口决堤也没能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4个月后日军还是攻陷了武汉重镇。

残害人民以自保的政府及其军队，是根本不可能受到民众衷心拥护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是过去中原大地上曾经流传的八字民谣，其中的“汤”，就是指抗战期间驻扎河南的国民党军队的长官汤恩伯。当年老百姓就说，汤恩伯的兵除了说话能听懂，别的就跟日本鬼子一个样。民间还有一段顺口溜，老汤队伍一锅汤，日本兵来是绵羊，东躲西藏到处跑，见了百姓变虎狼。据说，河南土皇帝汤恩伯的军队搜刮囤积的粮食，能给军队吃上20年，却不肯拿出一部分来救济河南灾民。因此，河南民众恨国军（尤其是汤恩伯部队）甚于恨日军的说法，是有缘故的。到了1944年春，日军以12万人发起“一号作战”进攻中原的40万国民党军时，汤恩伯指挥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值此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党军，将数万人缴械，进而加剧了中原崩溃。1948年底，海海战役开始后，黄泛区的数百万人民群众全力支持解放军，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以及小小的独轮车，构筑起人民解放军坚固的后勤保障线。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爱，反衬出了他们对国军的恨。

恶性通货膨胀加剧民不聊生，这也是导致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在经济建设上昏招叠出，让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和官商盘剥之苦；市民阶层在金圆券改革中几乎上缴了全部的金银外汇，后来爆发的恶性通胀又让其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知识阶层原先的生活水平很不错，像一般大学里的教授在抗战前能自己买院子、有包车，而在抗战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日益恶化。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更为困难，只能通过不断发行货币来填补财政的巨大窟窿。恶性通货膨胀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信誉危机，使其逐渐丧失了执政基础，最终难逃垮台的命运。

1927年至1937年，是被人们看好的近代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广大知识分子也享受到了黄金十年的福利。当时国立大学的教授月薪有三四百块大洋，日子过的非常滋润。老舍先生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一个月的收入是七块大洋，他能够在北平过上温饱的生活。教授们的收入是祥子的50多倍，那就是过着50多倍的温饱生活了。但这样的美好生活，却在抗战胜利后因通货膨胀急转直下，大学教授从原先的社会精英沦为接近社会底层的贫民。像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在三十年代的北平，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还可以雇请几个保姆。而在1940年以后，因物价飞涨入不敷出，身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只能去中学兼课、帮人刻图章以补贴家用。1946年7月，从美国回国的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学术计划，却在学校的教授会上遭到冷遇。教授们向校长诉苦说，我们现在连正常的生活都成问题，十年以后是否还活着也是个问题，还谈什么学术计划啊！事实上，到了1940年代后期，中国的大学校园已不再成为安静的读书所在，到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标语；大学生三天两头上街抗议游行，教授们也要靠美国的救援面粉维持生活。自己努力工作，却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导致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与国民党的离心离德，他们失去了对国民政府的认同感，大多走向了当局的对立面。

迷信武力、过于轻敌，这是国民党军事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一名军人，他可能熟稔一些军事理论，但对于民主的理念、民主的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还缺乏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所应具备的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手笔。蒋介石一向崇拜实力、迷信武力，但又刚愎自用、固执己见，还喜欢越权指挥、临阵换将，他的亲临前线、他的事必躬亲，让国军在与共军的决战中，从优势打成了劣势、从强者打成了弱者，也从胜利走向了失败。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从实力上来讲悬殊很大，国民党占有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共军。此外，国军还有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另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美国对国军有大量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认为国军打败共军是没有悬念的，他于1946年6月撕下和平伪装，撕毁《双十协定》，国民党军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开始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当时，蒋介石自夸说：“无论就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共军不如我们，至于军事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10倍。”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攻入延安后，蒋介石颇为兴奋地在日记里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从日军手中夺来的大中城市，几乎被国民党军全部占领。内战初期的捷报频传，确实让蒋介石兴难抑兴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