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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每一段历史，我们都能发现，人民一旦失去制约，与专权者并无区别。他们独裁、残忍、野蛮。多数人永远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两百年前，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这样评价全民公投。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要求服贸公投”事件，又将这一概念推至台前。当我们回顾“公投”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自它诞生就从未真正代表过“民主”。
无知暴民奠基 公元前508年，挑一个天气晴好的月末，到雅典城西的小山丘，便会遇见他。 “我呢，总是第一个到场，随便找地方坐下。没朋友跟我来，所以整场公民大会我都在叹气、打哈欠、伸懒腰、放屁，实在不知道做什么时，就在地上乱画，拔身上的毛，算自己的账。”这是阿里斯托芬《阿卡亚人》一剧中关于雅典公民大会的真实写照。 为何无聊也要去？因为公民大会付钱给所有参加者，以保证最贫穷公民也能参与。这种付费的表决会，正是现代全民公投的雏形。当时雅典的重要事件，均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议事范围涉及立法、外邦人决断、选举、审查官员等方面，每年约举行40场。 不过，参与者仅限于20岁以上的雅典成年男性。“在雅典，男人就是城邦。”因为有了尼西阿斯将军的这句话，因而在拥有25万人口的雅典，“民主”只靠2万“合格”男性公民。男妓、不供养父母者、逃兵、挥霍遗产的人、妇女、未成年人、外邦人、奴隶均不具备参加公民大会的资格。 参议院定下开会日期4天后，公民大会便正式举行。由雅典首席执政官主持，开会前，先带祭品绕场一周。传令官则开始诅咒“坏公民”，秘书随后宣读条例。 上述流程走完之后，参与者才可以自由演讲与讨论。但由于超过50%的参与者都是冲着报酬来的，因此他们对讲台上戴着香桃木叶片花环的演讲者毫无兴趣。 如果他们困了，还会滥用“神的旨意”打断演讲者。“我反对继续开会讨论发军饷的事！我宣布，神刚刚示意了，因为我感觉到了一滴水”。就凭这“一滴水”，传令官便会宣布：“请大家退场，我们后天再议。” 那么，靠这些不安分的听众们到底能否表决出“民主”？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这样的“民主”完全沦为了穷人对富人的独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乔瓦尼·萨托利评价道：“古希腊民主政体是一种最简陋也最粗糙的结构，它实际上是由‘发言权’组成，不允许甚至从未想到设计个‘出口’，特别是灾难性的缺少过滤器和安全阀。” 正由于缺少“安全阀”，素质不均的雅典公民被少数野心家操纵，令政坛陷入动荡，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亡。 教皇统治催化 不管评价如何，雅典公民大会都仅仅只是公投的雏形，而历史学家口中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投”诞生于两千多年后的1791年。 1791年，法国大革命，风景如画的法国东南部城市阿维尼翁来到了自身命运的十字路口。 自14世纪罗马教皇将教廷搬迁至此后，阿维尼翁一直被教皇统治。然而，在这个显然更亲近巴黎的城市，当地人开始对教皇心生不满。法国带来的“民主”新思想让阿维尼翁民众意识到，应该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被谁统治。 于是，市民们组织了全范围投票。15.3万名投票者中，超10万人支持阿维尼翁并入法国。 阿维尼翁投票事件，使得“独立公投”概念正式诞生。随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以此为蓝本，进一步提出“民族自决”概念。由民众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本来应该是民主终极表现的形式，却最终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变味。 《全民公投和少数族群冲突》的作者马特·夸卓普教授举例道，“全民公投能赋予那些原本绝不可能通过的决议以合法性，这一点成为肯定公投民主性的最有力说辞。同时也让公投成为力量强大的政治工具。反对全民公投几乎就等于反对民主。希特勒甚至也曾肯定过全民公投这种高尚神圣的民主形式。1938年，他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并吞了奥地利”。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虽然已将半个欧洲纳入囊中，但那些在一战后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自身命运的地区却基本未受影响。“就连希特勒也意识到，要推翻公投结果是非常困难的。”夸卓普教授解释道。 沦为政治工具 除了希特勒，还有更多政客将全民公投变为了自己手中把玩民众的有力工具。他们最擅长的，便是将紧张局势演变为流血事件。 1857年，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通过公投联合成为罗马尼亚，这一公投正是应英国要求举行的。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虽然并不热衷公投，却发现通过公投让罗马尼亚统一不仅可以成为遏制劲敌俄国的最佳借口，还能占据道德高地，不失为一举两得之计。 而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在1848年积极支持一系列统一意大利的全民公投，也并非出于对民主的热爱，而是因为统一后的意大利能够成为对抗奥地利更强有力的对手。 历史学家约翰内斯·马特恩曾在1921年写到：“每当处理领土转让的问题时，法国总是在对自己有利时支持独立公投，而在某地区试图从该国分离出去时拒不承认。”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当初德州投票加入联邦时，美国欣然接受。16年后，当德克萨斯、田纳西和弗吉尼亚企图通过公投脱离联邦时，美国政府就没那么听话了。 事实证明，未经过精心筹划的公投（如没有提前协商、未考虑少数族群利益等）比不举行公投后果更加严重。 1973年的北爱尔兰公投就是一例。从投票结果来看，选择让北爱尔兰继续作为英国一部分的人占绝大多数，事实却是，全北爱尔兰地区只有58%的人参加了投票。这一公投也因此遭到了当地天主教少数族群的抵制，使得该地区局势越加复杂。 今天的公投理念似乎已经与当初的“民主理想”相去甚远。然而，世人似乎并未学到足够的教训。 文/重青记者 王静爽 实习生 林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