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从许三观卖血记到蔡同学卖血记
　　
　　《新京报》报道，女大学生蔡某因家境困难卖血，并帮“血头”组织有偿卖血者，获利600元，被判刑6个月，缓刑1年。
　　
　　读到此则新闻，我不由地想起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虽然卖血可以成为许三观生活的经济来源，但是他没有用卖血来维持，除非在非常无可奈何或者无助的时候，他才会想到用卖血来解决。作为贫困学生的蔡同学，何尝不是如此？
　　
　　众所周知，卖血团伙一般是采取联系有献血指标的单位，顶替单位完成献血名额，进而得到一些费用。耐人寻味的是，“苍蝇不叮无缝之蛋”，没完成献血指标的相关单位，为了政绩勾结卖血团伙，就不需要负责吗？
　　
　　对此，我心有戚然，如鲠在喉，不吐不为快。
　　
　　一、一个“卖”字，道尽中国悲凉
　　
　　直面惨淡的现实，不容讳言的是，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丑恶现象，亟需我们去改变。其实，一个“卖”字，便可道尽我们社会的现实：无道者如贪官污吏者卖土地卖官卖国；无耻者如司马南之流卖良心卖人卖德；无良者如蒙牛等企业卖毒奶卖伪卖劣；无奈者如蔡同学之流卖卵子卖肾卖血……中国举国上下，就这样被卖来卖去，什么都用来卖，卖得社会道德沦丧，国将不国，人亦非人啊！
　　
　　殊不知，无奈者蔡同学为了生计卖卖血，组织一下卖血便手到擒来，600元提成换来获刑6月，缓刑1年。一经计算，1百块钱就是1个月的刑期。如此看来，我们的法律在有的时候还真能体现出其无比的公正、公平性的。不过按此比例计算，那么我们贪官们该如何判刑？他们贪污受贿几百万比比皆是，几千万大有人在，甚至上亿的也屡见不鲜，谁知他们似乎总能拿到免死铁券，往往能免于死刑。有些权钱交易，从中牟利，还边腐边升，如山西白培中若不是小偷光顾其家偷出个令白培中说不清道不明的5000万，说不定他已经荣升到山西省副省长的宝座了。此可谓“窃国者为诸侯，窃钩者诛”，此言不虚！
　　
　　面对如此社会现状，治世者不得不察也！
　　
　　二、还原卖血的社会深层次原因
　　
　　回到蔡同学卖血事件本身，我们的主流媒体都在围攻“卖血”团体，说他们黑心，其实尽是做了些表面文章，呲齿咧牙地照本宣科地报道了一下而已，根本没有触及到事件本质。
　　
　　卖血者有其市场，依笔者观来，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顶替单位完成献血名额，因为许多单位都有献血的指标，卖血者可以向单位取得一些费用；二是顶替患者家属献血，因为患者可以到医院换取等量的血，卖血者可以向患者得到一些费用；三是用血极度紧张，患者家属急需用血，无奈之下只能向卖血者购买血液来换取患者的救治。这些说明什么？一来说明单位指标涉及到单位领导的政绩，在政绩的诱惑下，许多单位不惜造假，以换取指标的完成；二来说明用血紧张和用血费用高昂，在急需用血的情况，患者只得用钱购买用血指标。三来说明，公众对义务献血信任度不足，血液筹集机制尚待改进等深层次问题。
　　
　　笔者就以蔡同学卖血的案例作次深层次的分析，解读这个事件：
　　
　　（一）制定指标太荒唐
　　
　　中国式善举往往打着行政命令的色彩，有关部门总会“奉旨”来收取人们的善心。
　　
　　比如说各类捐款有指标，按职务和薪级来收取善款，有些单位很干净利落地直接从员工的工资里扣除。当然献血也概莫能外，某些行政部门往往会给一些单位下个献血指标，作为年度任务来完成的。
　　
　　试想，不就是捐个款、献个血吗？捐助献爱心是体现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就笔者本人而言，捐款献血我就很自愿的，当然捐款要遵循自己的财力，献血要遵循自己的体力，只要条件允许我都会主动捐献的，比如我早就实现献血1500CC了。谁知一个行政命令下来，规定你要捐多少钱、规定要献多少CC血，这就表现得有些强取豪夺了，自然面目可憎，极度令人反感，甚至让人觉得是对人的善良极大污辱——因为悲天悯人的善绝对是源于心，是自然流露出来。
　　
　　献血本身是件自愿的事，行政部门为何要硬生生地变成逼人行善的行政命令？这些指标太荒唐了，其实是对人类善举极大的诋毁！
　　
　　（二）单位造假太无耻
　　
　　单位面对献血指标的“行政命令”，早已不是表现本单位的“社会责任”，而是表现为本单位的冠冕堂皇的“政绩”了。在“唯政绩”论的驱使下，我们很单位的领导已然不顾本单位能不能实现，已然不顾本单位员愿不愿意，打着“奉旨献血”的旗号要求员工献血。但是，献血又不像捐钱，钱乃身外之物，而血却身内之物，总不能赶鸭子上树或者五花大绑向员工索血，要不然会闹出人命来，那就要贻笑大方了。
　　
　　然而，这个指标荒唐地变成一个单位的“政治任务”，不完成它，也就意味着单位领导“政绩”打折，脸上无光。于是，我们有些单位的领导们绞尽脑汁开始造假，就向社会人员购买献血名额，顶包去完成这个指标。
　　
　　如果没有这些单位明目张胆地去造假，那么也没有所谓的“血头”组织规模人群去卖血。其实，许多“卖血”闹剧，其本质就是某些单位和“血头”演的双簧罢了！
　　
　　既然法律规定要处理组织卖血的“血头”和卖血者，那么更应该处理造假完成献血指标的单位。
　　
　　（三）医疗用血太紧张
　　
　　卖血有市场，主要原因当然是医疗机构出现了严重的“血荒”。
　　
　　目前，许多城市包括一些无偿献血的先进城市都传出闹“血荒”的困境，许多患者处于“为血所困”无法及时救治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医疗机构也被逼无奈，只得采取“患者要手术，亲人先献血”的办法来筹血，即“互助献血”来缓解迫在眉睫的“血荒”。
　　
　　因此，考“血荒”产生的原因，既有医疗服务增长导致临床用血量增加的原因，也暴露出公众对义务献血信任度不足，很难筹到血，造成供不应求。正因为如此，患者家属考虑到患者的手术的需要，只能通过“血头”来购买献血名额，从而实现手术血液的筹集。
　　
　　谈到这个层面，要杜绝大规模卖血行为，首要任务就是多方面地筹措“血”源，即“血荒”还需“血”源来补。
　　
　　面对“血荒”困境，还真不如广开血源，通过向社会购买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办法来缓解。我们总不能过分地指望通过血站控制血液，来满足日益紧张的血液需求。
　　
　　三、让“许三观”们能够体面地活着
　　
　　蔡同学卖血，其实说明我们很多人还处于“许三观”一样的生存处境之中。
　　
　　卖血者为什么要去卖血？因为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就是千千万万个“许三观”，他们想法很单纯，已经没什么好卖的，只有通过卖血的几百块钱来暂时地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血头”为何要组织卖血？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血液需求，而且很多患者家属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用血的燃眉之急，毕竟救人要紧，这说明我们有筹集血液机制并不是很灵活和成熟。
　　
　　如果是我们的有关部门——血站为了有效控制和充分垄断“血”源，对卖血者和“血头”诉诸法律进行制裁的话，那么恰恰说明我们的法律只会制裁社会弱势群体，这只会让人们呼吸到更多的社会的悲凉气氛。
　　
　　22岁的蔡同学本身就是卖血者，但看到组织人员卖血有提成，迫于生活压力，便通过网络组织部分人员卖血。对于这种行为，站在法律层面而言，我们当然有理由指责蔡同学。但是面对高昂的学费，蔡同学想法非常单纯，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藉此减轻家庭因学习带来的沉重的压力。结果当然很悲剧，600元换来的却是6个月的刑期。
　　
　　这恰恰是我们社会的悲剧，治世者不可不从中解读到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辛酸，从而深刻反思。
　　
　　结语
　　
　　最后笔者想说：当我们的法律只会制裁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呼吸到更多就是社会的悲凉。因此，从根本上说，执政者必须保障社会弱势群体，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