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末的一天，人民大会堂三楼会议厅被打扮得庄严、热烈。文学界有一个颁奖盛会在这里举行。文学各个门类的著名人物都云集于此。当主持人宣读到我的名字时，我踏过铺在脚下的厚厚的红地毯，走上主席台，去从着一身笔挺中山装的周扬同志的手中接过了一个红色的奖状。
　　
　　年轻人不太了解周扬是何许人了。他可是自延安以来，就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诠释者和执行者。特别在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的“十七年”年中，他更是高高在上，一直统领着我们的文学艺术领域，有文艺“沙皇”的别称。听过周扬的报告，中气十足。人也长得潇潇洒洒，儒雅而威严。想象他在上海领导“左联”，那时二十来岁，青春年少，是何等的雄姿英发。
　　
　　我是因为一首短诗获奖，于是也有了这样的一回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领奖的风光。
　　
　　七十年代末，我的一位同事下到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回来时在一个汇报会上说了一件事。那个年代，农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的，连过去仅为农民留下的一点点种瓜种菜的自留地也全收回去了。一个农民为了表达不满，用一个竹筐种了一棵南瓜秧挂在自已家的屋檐上。这当然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了。我想，瓜是必需种植在土壤中的，它，茎绵长叶阔大，果实也壮，是要很多水份和氮磷钾各种养料的。一个土筐里的那一点泥是没法让它存活下去的。最后，当然这棵瓜秧只好无奈地枯萎死去。
　　
　　这事很让我触动。农民历来是土地的主人，但是他们在那个不正常的时期已经没有自由支配一寸土地的权力，这事是何等荒唐。我根椐这事，连夜写了一首诗，《长在屋檐上的瓜秧》，寄给《诗刊》。诗中我写了蔬菜的贫困和悲哀，也写了土地的荒废和怀念，也写了对未来的希望。当时，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我写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委员们，也一定看到过这个高挂的土筐。很快，诗刊社的编辑宗鄂给回了信，说可以再改改。我改完又给寄了过去。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的《诗刊》上登载了这首诗。后来诗刊社的主编邹荻帆先生还为这首诗写了评论。
　　
　　八十年代的文学真个是一个黄金时代。像经过长长冬天的封冻，大地一下子得到温暖阳光的照射，万物都如同春草一样，在躁动、复苏、发芽，一片生机勃勃。度过各种劫难的老作家们重新焕发青春，一个个勤勉写作。新作家们更是意气风发，一篇篇有影响的作品不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八一年我正好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文学讲习所有两个学期的学习。彼一时，文学界的老前辈们还在，他们在生命的又一个春天里，个个神采飞扬。来讲文学史的，就是中外文学史的主编们；来讲写作的，都是被写进现代文学史里那些作家们。来讲《红楼梦》的，都是最权威的红学者，如周汝昌、吴祖缃、冯其庸等。讲习所的老师们还组织我们课外去走访过丁玲、艾青、沈从文等。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颁奖活动结束后，又收到了晚上参加人民大会堂元旦茶话会的邀请。那一晚几乎是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都出席了。电视里人们已经很熟悉的那些身影就在眼前。我们和各界代表一起也被分开坐在一张张圆桌边。此时有歌有舞，有茶点，有美酒，其情也悠悠，其乐也融融。从茶话会场出来，一位作协的负责人说，你们这一次颁奖的规格，我们以后恐怕是难得再复制了啊。
　　
　　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碰到已退休的宗鄂先生，他又谈起了我那首关于土地的小诗：说你那首诗是文学界就农村土地问题的最早发言，在“伤痕”文学时期，它应该有更重大的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