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一个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着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皮货。有些报道则说传教士占据了北京王公富人的住宅，并打着为贫穷的中国教民募款的旗号，把其中的东西廉价出售。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传教士还参与了北京及其近郊地区的劫掠活动，那就是到教会受到攻击或者遭到破坏的乡村地区去进行“纳贡远征”。

　　1900年圣诞前夜的《太阳报》在刊载了对美国传教士梅子明的采访记录。在采访中，梅先生声称劫掠是正当的，他重复了其他一些基督教传教士的话：“美国人温和的手比不上德国人的铁拳，如果你用温和的手对付中国人，他们就会利用它”。美国着名作家马克·吐温随后发表一篇名叫《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文章，对此进行严厉的抨击。在文章中，马克·吐温以辛辣的笔调嘲讽了这种所谓的“传教士的道德”：

　　“梅子明牧师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索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

　　马克·吐温的正义之言，不免让人想到40年前法国作家雨果对当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评价：“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说过，在欧洲人面前放一点点诱惑，就会很容易地使他们“退化到野蛮状态”。据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说，李鸿章在参加后来谈判时，他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也感到非常的遗憾和费解。据他说，李鸿章在翻阅了“摩西十诫”以后，建议“把第八条诫律（‘不可偷窃’）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李鸿章虽然无力阻止联军的暴行，但他总会抓住机会拐弯抹角地讽刺文明国家那些抢掠的暴行。

　　在对北京的占领期间，德国人是最引人注目的。德皇听说公使克林德被杀，怒不可遏，立刻派出瓦德西大帅，点兵七千，杀气腾腾的赶往中国。1900年7月2日，威廉二世在为德国远征军的首批军队送行时，他咆哮道：“德国旗帜受到了侮辱，德意志帝国遭到了嘲弄。对此，必须进行具有示范意义的惩罚和报复…我派遣你们前往征伐，是要你们对不公正进行报复，只有当德国的和其余列强的旗帜一起胜利地傲视中国，高高飘扬在长城之上，强令中国人接收和平之日，我才会有平静之时”。 7月27日，威廉二世再度声称：“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在德皇的命令下，德军在北京的劫掠及其随后的远征活动中最为的肆无忌惮。据杨柳青的某士绅记载，德军每经过一地，“如疾风暴雨之骤至”，所到之处，无论官绅百姓，都不乏被抢被杀被伤者。北京附近的永清县，时任县令的高绍祥记载了当时德军的如下暴行：1902年2月13日，一千多德军来到永清县西门，未加警告便开枪打死清军和百姓200余人。高县令和一个游击出城说理，被德军士兵用枪托打倒在地，并将两人的辫子结在一起，罚其长时间的跪在雪地里。随后，德军又将城内来不及逃走的400多人困在城中，直到勒索了一大笔银子后，德军才打鼓吹号、摇着旗子回去了。该文作者在文末沉痛的写道：“余回城内，见死尸狼藉，恻裂心肝”。

　　最令人震惊的是，联军在攻占保定后，竟然将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等人擅自加以处死。在庚子年义和拳鼎盛之时，保定城内的教堂悉遭焚毁，当时已陷入“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的按察使廷雍是站在义和拳一边的，因此被联军认为是罪魁祸首。1900年10月中旬，英、法、德、意四国联军分别由京津两处前往保定，当时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当时直隶总督裕禄已于8月自杀）亲自率领僚属开城门迎接。联军进入保定后，第二天便将廷雍等人抓起来进行审判，最后以“纵匪仇教”等罪名将之处死（另外还有三名官员也是同样遭遇）。荒诞的是，联军在审判这个清朝的二品大员时，他们使用的法律依据竟然是《大清律例》。

　　联军这种带有“惩罚性”的远征遍及北京、直隶、陕西等地区，并且进行了很多次。在每次远征前，联军总以“剿除拳匪、解救传教士和教民”为由，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是打听到某处有财宝才会采取行动。这些纯粹是抢劫的行为，往往被冠以军事行动的名义，当时被联军称为“惩罚野餐”。在远征娘子关的一次行动中，德、法联军甚至因为误会而相互攻击，“德兵入关占领，鸣炮祝贺，而忘将炮内子弹取出，直向娘子关射去，命中关门”，当时娘子关已由法兵驻守，在黑夜里，他们以为清军反攻，随后双方便交上了火，直到黎明后才知道是一场误会，但此时德法兵已经是死伤累累。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骚乱、动荡和杀戮后，京津一带死尸遍野，惨不忍睹。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据他所说，在当时天津的白河上，每天都要派人用长木杆到特定的河段去“疏散拥堵的尸体，使之顺流而下”，“在这些漂流物中看到了不少人头和许多无头的尸身”。另一个外国人埃玛。马丁在沿运河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也对此作了以下描述：“沿途有许多被枪打死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些尸体在阳光在腐烂发臭，任凭狗咬蛆吃。许多尸体漂浮在水中，发出阵阵恶臭”。类似的记载，在当时进入北京的法国军人绿蒂（后来成为作家）的着作《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还有很多。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绿蒂在其日记中曾这样描述当时惨状的：“遍地尸骸和瓦砾，除了出没的狼群，还看得被人肉喂饱的凶残的野狗在游荡，自今年夏天以来，它们已不满足于只吃死人了”。这篇日记时间为10月20日，他描述的是早已成为废墟的皇城一带。

　　当时在京的美国人麦美德曾这样反思，“人们会说中国是自取其祸---这不是战争，而是惩罚，但是，当我们能够分辨善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采用使欧洲文明史蒙羞的残暴行为，在19世纪的最后几页留下污点呢？”

　　但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残酷得让人扼腕叹息。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后，原来很多人来人往的繁华之地，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有的地方甚至白天都可以看见狐狸出没。糊涂的决策和暴行，竟然把若大的北京城毁败到如此地步。笔者记叙这些，并非是要激起人们的仇恨，而是希望引发更多的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无谓的灾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