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江郎才尽”这个成语，大家马上会想到一个少年才俊江淹。他年少家贫，但他的诗文俱佳，成绩斐然，已成为当时的文学家。后因文人皇帝梁武帝的赏识，特地授他官职。这时，他却没有灵感了，诗文平淡无奇，退步不少，握笔半天，竟无一字，就是写出，一无可取。于是，他成就了一个千古流传的成语——江郎才尽。
　　
　　江郎为什么才尽了？传说郭璞要走了原来寄存在江淹那里的一支笔，所以他便才尽了。这是迷信说法，不可信。另有新说法，说梁武帝是文人皇帝，对文士是又爱又忌，江淹明哲保身，因此说自己才尽了。其实我觉得有点牵强，梁武帝不能忌恨到看见比他强的文人就要杀的地步，要是如此，江淹一开始会惨遭杀戮，不会大摇大摆地做官去。那究竟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他当官前后的境况吧。他年少时，家贫，对苦难和生活了解得比较透彻，因此胸中有一种锐气，这种锐气使他的笔纵横开阖，恣肆汪洋，气势恢宏。而他当官后，整天忙于官场政务，仕途得意，生活富足，胸中再无锐气，再也不想动笔。另外，平时的生活素材不是政务就是巡游宴饮，这时作诗作文，也是奉承应制，描写的也是穷奢极欲的贵族生活，毫无可看之处。他的才气有没有用尽呢？没有！只不过，政务缠身没时用，富足日子不需用。生活中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再不用为生计奔波，官场、情场得意，胸中再无不平之气，哪有什么可写的呢？试想，江淹如果被贬官流放，坐牢羁押，这时，他一定会对生活完全感悟的，心中的怨愤会化作绵绵不断的佳诗好文流传于世的。因此，江淹的得意，是文坛的失意，官场上多了一个未作出惊人政绩的官员，而文坛上少了一个文采八斗，流传千古的文豪。
　　
　　愤怒出诗人，家贫出贵子，逆境成人才，此话极有道理。人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下，容易懒散，对人生的价值，生活的苦难会视而不见，会在幸福的温床上昏昏然而入睡的。这时即使是写下一些文字，也是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如果处在生活的重重重压之下，或是处于一个政治混乱、战争频仍之时，生命的真谛，人生的价值会化作愤怒、忧伤的诗篇的，这种诗篇不流传千古是不可能的。“苦难是最好的大学”，“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自磨砺出”这类名句顺手拈来的还有很多，它们都包含一个相似的道理。
　　
　　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受刑之余愤恨地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如果他没有受到残酷的腐刑，他不会“胆大妄为”地再现历史的真实，不然我们会看到一部虚假的历史。这就说明了人在逆境时，能创造出华彩的乐章，能以情动人，亘古不变。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词作仅限于靡乱的宫廷生活和空洞的男女之情，毫无可取之处；亡国后，以哀婉悲痛的笔调追忆了往事，那一声悲戚的“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长叹虽历经千年，还留在你我心间。同一个人，不同的境遇彻底改变了他的文风。
　　
　　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贬官”文化。为官之人在被贬官、流放、沉寂下僚时，把人生之苦化作一篇篇优美的华章，文学史上那一部部优秀大作，无不浸透着不得志文人的辛酸泪。孔子不是在处处碰壁之后，不会创立中华之基调的儒学；老子不是在任多年的藏室史之后，不会创立三分天下的道家；屈原不是在遭受到冷落放逐之后，不会写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集《离骚》；曹植不是在兄长步步加害之时，不会写出惨绝的《七步诗》；王粲不是在历经战乱之年，不会写出慷慨悲凉的《登楼赋》；骆宾王不是在囚禁之后，不会写出冤屈悲愤的《在狱鸣蝉》；王昌龄不是在苍凉的边塞之时，不会写出唐诗的压卷之作《出塞》；孟郊不是在尝尽人生艰辛之后，不会写出饱含热泪的《游子吟》；杜甫不是在命运多舛之时，不会写出忧国忧民的三吏三别；岳飞不是在被逼无奈时，不会写出慷慨激昂的《满江红》；苏轼不是在屡次贬官之后，不会成为文坛领袖；柳永不是在屡试不第之后，不会成为婉约词派的四大宗之一；陆游不是在河山尽失之时，不会写出铮铮铁骨的诗篇……进入近当代，不少热血之士不是在看到帝国列强的蚕食之后，不会用鲜血写成一篇篇慷慨悲歌。
　　
　　为什么现在的作家写不出一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大作呢？就是因为一切太顺了，他们没有经历太多的风风雨雨，只能在钢筋水泥混凝土中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有自诩“言情圣手”的琼瑶，只写一些没有具体年代，具体背景的不知从哪里冒出的青年男女，动不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矫情半天；有“痞子作家”之称的王朔，骂人文字挺在行，但志大才疏；有“愤世嫉俗”的韩寒，嘴里整天说着不想写作，可就是怕人们淡忘他；有以抄袭为本的郭敬明，青涩有如刚上中学……这些作家的作品终有一天，会湮没在红尘中。倒是经历了特殊年代的文学大家陈忠实，他的《白鹿原》是旷世之作；经历了许多苦难的路遥，他的大作《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扛鼎之作……
　　
　　前段时间，陈忠实在抱怨二十年间为太多的作家写序，以致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了。何出此言呢？既然你的地位逐渐升高，你也“江郎才尽”了一把，又何必怨别人呢？其实，何止老陈一人，文坛上还有很多的“江郎”，他们只能在暮日下悲歌了。这究竟是个人的不幸，还是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