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玄武史——凡是提到中国历史不会不提到唐朝，而提到唐朝不会不提到玄武门事变，玄武门事变在整个唐朝乃至中国封建史当中都有着重大而特殊的意义。
　　
　　公元618年，李渊带领着他的几个儿子和一班文武干臣建立了大唐王朝。气象万千，仁风郁郁，遐迩赫赫的一个全新的封建王朝就此拉开了序幕，但任凭你是什么盛世，如何伟人，在封建时代，一旦和政治政权扯在了一起，就不可避免的和阴谋、血腥、卑鄙、流氓、阴险等等天底下最丑恶、最肮脏的内容融进了同一个时空隧道，由于政治（权力）的空前稀缺和严重不足，在它面前，所有的道德、伦理、正义、亲情、信诚乃至廉耻都脆弱的不堪一击，仿佛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妙龄少女落在了一群毫无人性的强盗面前，可以被任意强暴和侮辱，而这种最血腥、最野蛮、最没有人性的政治游戏，常被冠以最晚诶大、最神圣的字眼，使芸芸众生稀里糊涂，身不由己的顶礼膜拜，奉若神明，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任何一部官修史书，都是一次完美的政治造假工程，如此结论或许有过分之处，但绝不是胡说。
　　
　　其实玄武门事变的过程是十分的简单的，公元626年7月2日（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宣武门发动突然袭击，将时为太子的哥哥李建成及弟弟李元吉杀死，遂被立为太子，并“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为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两个月后，李渊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由于李世民当皇帝期间政绩不错，又有“贞观之治”可以炫世，颇得史学家好评，因此玄武门之变便成了主旋律当中的一章，与当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说法颇有几分相似。虽然我们现有的资料还无法证明这段历史的某些部分一定是做了颠倒黑白的处理，但有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胜利者的李世民一定会不惜血本的美化自己，而另一方则被妖魔化以后打入道德地狱的最底层，这就是胜则王侯败则寇，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细厘历史，不难发现，从太原起兵之日起，李氏兄弟围绕着政权和日后或可预见的帝位就没有停止过明争暗斗，作为太子，李建成在权力的争斗中可以说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旧唐书•建成传》中记载：“高祖忧其不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任之。”显然希望他在朝廷的政权中有胜任的重要担当。在讨伐刘黑闼的战役中又被授予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行事。”的特殊权力，通过这次出击刘黑闼“结交了河北李艺，并从李艺手下拣选了战士扩充到东宫的卫队中来，大约是两千人，号称长林兵，将军薛万彻也成为李建成的重要武将。”（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那么接替皇位的一定是李建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不需要着急,只需要不犯错误的耐心等待便可。凡事总有否定性存在与自卑之中，太子随位列国储，是封建国家内定的皇帝接班人，也正因此，他不可能经常统兵外出征战，更多的时候是留守京师，而率兵靖难，建功立业的事多由其兄弟担纲，所谓“君之阀嫡，不可以帅师。”李世民正是通过几次大的征战（如武法元年征薛举，武德二年至三年破刘武周、宋金刚，武德三年率元吉讨王世充，五年破刘黑闼等）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在经略山东的过程中“更是放手吸引人才，培植私党”（黄永年语），不仅如此，颇有用心的李世民还在武德四年消灭窦建德，王世充后，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组织了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十人学士班子，日夜聚论，为其出谋划策，并在长安天子脚下暗藏了一支八百人的精锐部队，其用意不言自明。
　　
　　同为皇子的李元吉，在太原起兵时仅为十五岁，虽因多有战功，终因年龄的原因，在政权的较量当中与两位哥哥相比，略显分量轻了些，他本来可以中立，静观两边博弈，坐受渔翁之利或是趁火打劫，但他却主动投入了李建成的怀抱，二人结盟以对抗李世民。《资治通鉴》上说：“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李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李世民从上（皇上）幸（来到）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马上制止他）。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至于元吉为何是和建成而不是李世民结成联盟，《旧唐书•建成传》给出的答案是“同恶相济”即一对恶人抱团来对付一个正人君子，黄永年先生对此的理解是“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李建成感受压迫，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于李世民之下。于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而孟宪实先生则把二人的结盟看成是李元吉的谋略并作了细致的分析“这个谋略对李元吉而言，有如下一些有利因素，第一，李建成地为正统，联合李建成就是联合正统，可以获得名正言顺的效果。第二，当初李渊带领李世民在外面做官，李元吉其实一直跟大哥，估计两个人的感情比较好。第三，李元吉与李世民地位相似，无法联合。而且两个人有过冲突，就是尉迟敬德与李元吉的比武事件。两人都擅长用长矛，尉迟敬德三次将李元吉击败。当时，李世民求生心太切，让齐王输的太惨，而一向对自己的武功很自信的李元吉受不了这个打击（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孟先生的分析很到位，但有两点却只得再推敲。①二人的结盟是李元吉的谋略还是建成的需要？②元吉和世民的地位相似，无法联合。既然是联合，那就和地位相似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至于说李建成承诺自己继承王位之后封李元吉为“太弟”，则极有可能不是历史事实。在权力争夺上是没有亲情可讲的，别说是兄弟，就是父子、母女照样兵戎相见，决不手软，对阵双方应该是各怀心腹事，原无正义与非正义，高尚与卑鄙之分，但因最终一定有人胜出，于是历史记载常常变得耐人捉摸。
　　
　　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关于玄武门事变只是一句话带过，所有的过程和原委都一律省略，这似乎有些不太正常。而在《资治通鉴》中，我们看到的又全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和阴险毒辣、步步紧逼和李世民的忠勇醇厚、与被逼无奈和最后的自卫反击，特别是，李元吉曾经和高祖李渊有这样一番对白：“元吉秘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楚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对手已欲“但应速杀，何患无辞”，李世民还在犹豫“骨肉相残，古今大患，吾诚知祸在朝夕，欲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但手下的人不干了，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精心策划并极力鼓动其立即下手，尉迟敬德说得跟明白“王令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此大王素所畜养八百余人，在外者令入宫，甲持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己乎。”如此，李世民早已作好了准备，于是“率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而作为皇帝的李渊对马上要到来的手足相残的血雨腥风竟毫不知情，时正泛舟海池，又诏裴寂、陈书达等一起公断李建成三人的是非曲直。建成元吉来到“临湖殿附近，感到形势不对，欲拔马便逃，但为时已晚”；“世民从而呼之”射杀建成“左右射元吉坠马。。。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时东宫、齐府二千多精兵火速赶到玄武门，欲与李世民的人做殊死一搏，“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李世民去见李渊，不知为什么竟“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旋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各五子全部斩首，“乃绝属籍”这就是政治，细细思之，会觉得十分有趣，无所谓真假，无所谓对错，无所谓大义，无所谓廉耻，甚至无所谓强盗伟人。上世纪一位老人曾告诫我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面对历史，真的能分清谁在光明正大，谁在搞阴谋诡计吗？我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