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擅离职守者当死罪
　　
　　擅离职守，就是未经请示、未获批准，执意离开职守之地（岗位）。
　　
　　翻开各种法典、各级各类规章制度，似乎对擅离职守者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定。除非因擅离职守造成了特别重大的事故，或者对社会秩序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一般都视情况给予责任者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等纪律处分。
　　
　　于是，上班时间赴境外赌博者有之，开房间约会情人者有之、到娱乐场所逍遥自在着有之……
　　
　　可是，远在三国时期，和三国之后的几乎各个朝代，都严格禁止地方官员随意离开职守和辖区，擅离职守者当死罪。
　　
　　三国时期，魏国有个姓吉的县长，听说自己的老上司去世了，匆忙去京城奔丧。结果被纠察百官的钟繇逮住，当场打死。
　　
　　孙权在位时，吴国有个姓孟的县长，自己的母亲去世，他没有跟朝廷请假，就回老家给母亲办丧事去了。孙权听说后大怒，要砍他的头。幸亏陆逊在旁边求情，孟县长才免得一死。按理，母亲去世去尽孝心，这也是为官者的基本道德所在。但是，因为孙权有令在先：“遭丧不奔非古也，今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意思是父母亲去世，当儿子的本来应该回家治丧，可是现在军情紧急、政务繁忙，哪个岗位都不能缺人，忠孝不能两全。哪怕父母去世。各级干部也应该守住岗位，不能回家。
　　
　　曹操的父亲擅离职守结果又会怎样？《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有个叫赵咨的官拜“东海相”，相当于现在山东临沂市的市长。赵咨赴临沂上任，途径河南荥阳。荥阳的县令曺嵩是他的铁杆崇拜者，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出城迎接。谁知晚了一步，赵咨的马车已经过去了。曺嵩对秘书说：“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于是，放下手头工作快马加鞭去追赵咨。等他快追上的时候，赵咨已出境河南了。
　　
　　由于曺嵩随意离开辖区，严重违规，未等朝廷怪罪，曺嵩自己便递上辞呈，辞职回家做了老百姓。
　　
　　从以上几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封建时代的朝廷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格的，官吏们在践行这些制度方面也是较为自觉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自觉，在制度面前，处罚才能体现平等。
　　
　　当然，也有无视制度、不在乎头上乌纱帽的官员。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去杭州当市长途径江苏，江苏徐州有个大学校长兼教育局长（徐州教授）叫陈师道，是苏东坡的粉丝。他听说偶像到了南京，就跟他的顶头上司徐州市市长孙觉请假。孙觉说：“为了见偶像请假，理由不足，不批准！”陈师道改口请病假，孙觉还是不批准。陈师道情急之下径直跑到南京见了苏东坡。这还不算完，他竟然还一路追踪苏东坡到了杭州。陈师道的为官命运可想而知。
　　
　　虽然古人的为官秩序有可供欣赏和可供赞许的一面，但缺少人性化是其显著的缺陷。以人为本是治国之本，也是治官之本。比如父母去世，前往治丧，竟然不获批准，这显然有违人的本质要求和基本需要。
　　
　　古人治官的故事还有很多，如“喝公家的酒，喝出罪来”、“官员嫖娼被捉，终身不得录用”、“官员到古玩铺坐坐，也属违法”、“官员出书营私，摘乌纱帽”等等。这些可供参考和借鉴的东西没有被后人有效地继承和创新，不能不说是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