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共23各，他们是（中共六大一次会议选出）：杨福涛　顾顺章　向忠发　彭　湃　徐锡根　卢福坦　李涤生　张金保　苏兆征　关向应　　罗登贤　毛泽东　杨　殷　周恩来　李　源　蔡和森　项　英　任弼时　余茂怀　瞿秋白 李立三　张国焘　王藻文。
　　
　　可见王明并非是六大中央委员，他是1931年1月10日六届四中全会增补的中共委员。四中全会是怎么召开的，在四中全会上他又是怎样当上中央委员的呢
　　
　　李初梨同志晚年亲笔回忆《回首当年话孟雄》中说：“一九三零年七月，大约是上中旬，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里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到：‘是王明，他们反中央，你要好好的帮助他，监视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里来了一趟。王明当时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
　　
　　1930年陈昌浩、王盛荣从莫斯科回来后，李初梨同志回忆说：“……王明又来找我，兴奋地说，‘现在可以干了，从莫斯科来了两个人，他们是少共国际派回来的。临走时，少共国际负责人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大胆反对立三路线及对他的调和路线。他们问：开除我们的党籍怎办吧？少共国际负责人说：我们给你恢复。’抗日战争时期，我才知道这两个同志是陈昌浩和王盛荣”
　　
　　李初梨同志回忆说：“1931年1月10日，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这个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王明等人不是中央委员，由国际代表米夫指定（他）参加了会，并有表决权。听说罗章龙、何孟雄也准备了名单，但是米夫先表决他们准备的名单，以一票之差通过了，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
　　
　　李初梨同志1928年八党，1929年11月至1930年5月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半年后调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任秘书（或叫秘书长）。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调任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共同组织的巡视团沪东巡视组组长。
　　
　　南京大学奚金芳教授1981年访问了六大中央委员张金保，在其整理的《张金保谈何孟雄及四中全会》中转达张金保老人的回忆：
　　
　　“我是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我出席了六届三中全会。在这个会上，李立三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有原则性错误。
　　
　　对于立三同志的错误，我们进行过批判，本来可以顺利结束，但是，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王明一伙，在兴风作浪，不肯罢休。
　　
　　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曾经给中央来信。这信的大意是：一、李立三在政治上是半托洛茨基派；二、李立三在组织上是家长式的统治;三、六届三中全会是一次调和主义的会议。这样一封信引起了党内混乱和斗争。这封信开始没有和大家见面，大家知道后，吵着要公布。王明利用大家的情绪，乘机在里面起哄，把瞿秋白说成是调和主义的祸首，还责问:瞿秋白从莫斯科回来，为什么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办?我当时想，反立三路线是对的，李立三基本上已承认了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错误，应该得到大家的原谅。瞿秋白他是党内有经验有理论的人，只怕对李立三一个劲地斗下去，那王明就可能趁机，实现他夺取领导权计划。对王明，我当时也觉察到他们有活动，邓颖超在中央党团总支会议上也曾向大家报告了他们这些人有组织活动。瞿秋白不会不知道这些，因此就来了一个调和，稳住局面。可是当时很多同志是不清楚的，听了国际来信后，大为恼火，责问瞿秋白为什么要搞调和主义?是路线问题，为什么要调和？
　　
　　共产国际来信，引起了党内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激烈。这种激烈的争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忧虑。我和许多同志一起，要求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这个会议应和八七会议性质相仿，不论中央委员与否，均可被扩大参如，象在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林育南等同志都可以参加;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也应派代表参加;从苏联才回国不久的留学生，不要全参加，可派代表。中央答复，同意召开紧急合议。但王明一伙却搞了个骗局，他们发了个九十六号通告，通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实际上这个会议变成了六届四中扩大会议，而不是中央紧急会议，我们受骗了。他们理由是国际有权力改变会议。当时我心里十分气愤，你遇知开紧急会议，可会场却是四中全会，你有权改变，也应与中央委员谈谈，通个气。我是中央委员，都不知道改变会议性质，只集中，不民主。”
　　
　　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召开的。会场在麦赫司路(今泰兴路)一座外面有大篱笆围起来的花园小洋房。六届三中全会也是在这里召开。
　　
　　张金保回忆说：
　　
　　对于参加会议的代表，王明是经过考虑的，他把和自己相同观点的人都搞来参加会议，而按照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已到达上海的六届中央委员、满洲省委的唐宏景同志一直住在旅馆，根本就不派人去领他到会场，使他无法出席会议。开会前，有个铁路上的党的负责人，突然闯进会场，问为什么不通知他参加这个会议。我想，他大概应当参加会，否则怎么知道这个会场地址？可王明却坚决不让他参加，并让人强行拉出了会场。
　　
　　会议开始后，向忠发宣布:“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是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这时，许多人傻了眼，知道这个会事先已经布置好了。但是，大家还是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中央通知上明明说是紧急会议，怎么又变成了四中全会扩大会？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质问。后来进行表决，确定这个会是否合法。表决结果是19票对17票，赞成开四中全会的多两票。王明的阴谋得逞了.后来我想，大概是他们事先算好了票的。
　　
　　接着，王明又抛出一个四中全会决议案，会议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罗章龙等人发表意见表示反对，何孟雄在会上也发了言，反对王明他们这一套做法.并就巩固党的团结问题，目前形势和任务问题谈了他的看法。我也发了言，我讲了三点:一、反对改变会议性质，不同意把紧急会议改为四中全会。二、这个会为什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同意，把一些不属中央委员的人拉到会上来参加，而我们提出的一些同志却一个也没有来?三、关于反立三路线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会要搞一个补充决议?如果三中全会有不足之处，四中全会则可以加以补充。现在共产国际来信说，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而四中全会却又来补充。原来说立三同志是“左倾”，现在又说他是“右”倾，这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对这种前言不对后语，颠三倒四的做法都弄糊涂了，有的同志非常气愤，干脆不参加表决，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伙人，还是强行通过了那个决定。
　　
　　李立三同志没有参加这个会。瞿秋白同志参加，但不让他发言。休息时，我对他说:“这个会没有解决路线是非问题，可能还要闹得更大。”他说：“你解释解释吧。”我说：“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也气糊涂了，还能解释什么?”
　　
　　会议就这样吵吵闹闹不欢而散。王明拿国际招牌压人，只搞集中，不搞民主。由他们挑起矛盾。这是分裂党的开始。
　　
　　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我搬家时，碰到林育南。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他说:“我不会问?”他问我四中全会开得怎样？”我说：“四中全会开得一肚子气，我们少了两票，少数服从多数。他说:“谁是多数？”我说：“拥护开四中全会的是多数。”他说：“你们上当了。”他又说：“谁有表决权？多少人有表决权？哪个同你们表决？鱼目混珠了！”他说，你快搬家吧，搬好后到东方旅馆来找我，我再告诉你。
　　
　　这一天，我到东方旅馆，林育南等同志把参如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同志召集在一起，揭发了王明一伙非法篡权的阴谋，并由他起草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告同志书，当时签名的有18人，这比四中全会上的表决多了一票，因为陈郁同志投了赞成票。这样双方的票是18比l8。这份告同志书曾经往下发了，后来王明说我们向敌人告密，就是指这件事。可见，四中全会是王明搞突然袭击，使我们措手不及才让他爬上台的。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是完全可能超过他的。而现在这种情况，只好对四中全会采取在政治上保留，在组织上服从的态度。
　　
　　四中全会开过后，双方都在紧张活动。有一天，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找我们全总党团干部开会，罗登贤、关向应等同志也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讲了一通话，最后要我们表态拥护不拥护四中全会?罗登贤、关向应、杜作祥(陈昌浩爱人)还有一个全总生活秘书(记不清名字了)表示拥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很不高兴。接着就宣布，你们四个是布尔什维克，其他人统统是非布尔什维克，并宣布开除我们的党籍。我怎么也想不遇，我在武汉那样白色恐怖情况下，仍坚信党，为党工作，现在就因为我不同意王明这一套，就开除我党籍。我憋着一口气，痛哭了一场。
　　
　　有一次，我到沪西去看望同志，他们在党内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工作也没有精神。我闷得很，想找林育南谈谈，他是苏准会常委，我平时也经常到他家看文件。在林育南家，我对他说，现在我们这样困难，又如此危险，得想个办法，我要找向忠发谈谈。林育南努努嘴，意思是说，向忠发就在房间内。我就敲门，开门的是周恩来同志，见他们开会，我想退出。周恩来见我要走，就说:“你进来听听吧！”我走了进去。王明正在指手划脚，大放阙词，说：“凡是拥护四中全会的是好同志;谁反对四中全会，就对谁采取组织手段，进行斗争，坚决打击，直至开除党籍。”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想到沪西区委，年轻的同志生活很困难，工作没精打彩，一个地下工作者的纪律也没有，冷冷清清。王明他们不去关心他们，却在这里大谈无情打击。我越听越气愤，要求发言。向忠发马上制止说:“这里没有你发言权。”周恩来说：“既让金保同志听了，还是让她发言吧！”向忠发说：“限你三分钟！”三分钟也好。我沉住气说，不服认四中全会决议的同志有意见，希望你们多做工作，不要用无情打击去制裁，这不是说服教育。我打了个比喻，袁世凯做皇帝，自称洪宪八十三天，没有群众拥护，结果还是下了台。你们搞独裁，夺了权很威风，要记住这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