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了朱氏江山的满清开国帝王，却对朱元璋推崇备至——也许独裁者总是心意相通的吧。顺治曾问：“汉高祖、文帝、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一个叫做陈名夏的降臣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之。”顺治告诉他：“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清史稿•本纪五》）这也就不难理解清要因袭明制了。
　　
　　当然清廷对明制又有所改造，在保留内阁的同时，将大学士品秩提至一品，授予内阁“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的名义（《清史稿•职官志》），看起来内阁有点宰相机构的模样了。事实上当然不是，乾隆就很不高兴臣工将内阁学士称为“相国”，特别澄清道：“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清代帝王又先后设立南书房与军机处，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原来属于内阁的权力实际上已转移到军机处。但军机处同样不是宰相机构，而是不配置府衙、也不设正式职官的皇权附庸，清末的御史张瑞荫说得很清楚，“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御史张瑞荫奏军机处关系君权不可裁并折》）。
　　
　　清代通过对明制的改造，将皇权专制政体推到新的高峰。我们来对比一下：
　　
　　一、明代的皇位继承，需遵循礼法，朱棣夺了他侄儿的皇位，命方孝孺草拟诏书，孝孺拒不草诏，投笔于地，且哭且骂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认为他当皇帝是“朕家事耳”，但这一“家天下”的论调，明儒是不予承认的（《明史•方孝孺传》）。清代的皇帝却发明了“秘密建储制”，实质就是将“国本”当成了皇室的私器，既不受礼法约束，也不容大臣置喙。
　　
　　二、明代尽管皇权高度集中，毕竟还保留若干具有约束皇权性质的制度，如六科给事中尚有“科参”之权，即皇帝诏书必下六科，给事中如持反对意见，可以驳回；清代虽设给事中，但对朝廷诏旨，已无权封驳。又如，明代尚有“廷推”之制，即中央高官与地方大僚的人选，由廷议会推。部院属官与府县正佐则由吏部择人任命；清代的用人大权，则全归皇帝，已无所谓“廷推”，六部的权力也大不如明代，“名为吏部，但司掣签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礼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1]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
　　
　　我们知道，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君主如果断独朝纲，将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反常，但在清代，却是理所当然的，康熙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蒋良骐、王先谦《康熙朝东华录》卷九一）乾隆也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乾隆朝东华录》卷二八）因为看到宋儒程颐有“天下治乱系宰相”之语，乾隆耿耿于怀，特别作了批注：“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联系朱元璋对孟子的咬牙切齿、雍正对欧阳修《朋党论》的御笔批判，可以看出，专制君主与儒家理想之间的内在冲突，有如世仇、宿敌。
　　
　　整个清代前、中叶，在专制皇权的高压下，儒家出现了明显的犬儒化趋势，“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明辩义理之道消退，训诂考据之学盛行，用清代学者王鸣盛自辩的话来说，即所谓“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义理自见、道在其中”云云，只是犬儒者的自慰而已，“康乾盛世”下的儒家，哪里敢阐发约束绝对君权的义理？
　　
　　不过，到了晚清之世，随着政治高压的减弱、民间力量的增长，以及西方宪政学说之东渐，晚清儒家对反专制的义理阐述又发展出新的境界。我们来看看谭嗣同在《仁学》中的说法：“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这是谭嗣同在运用儒家的语言与知识阐发“权力让渡”、“君由民选”的道理。我们很难区别清楚谭嗣同的这句话，有几分是受到西学的影响，又有几分来自传统儒学的熏陶，显然，这里既有对“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之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也有西学东渐背景下对儒学传统中宪政因素的新发现。
　　
　　满清统治者对西宪的接纳，在时间上远远落后于晚清儒家的觉悟，要等到庚子国变后，清廷才半推半就地展开政治层面的革新。不过，在儒家立宪派士绅的推动下，朝廷承认“庶政公诸舆论”（1906年清廷《预备仿行宪政》上谕），立宪列入新政日程表，国会与责任内阁的诞生指日可待，地方自治的训练次第展开，作为议会准备机构的谘议局（地方）与资政院（中央）相继设立……一个与皇权专制大不相同的君主立宪政体呼之欲出了。只可惜，由于新政推行时机的延误，越来越焦灼的变革诉求已经对清王朝缺乏耐心了。君宪未成，革命已起，最后，这个打算立宪的王朝连同帝制，终结于辛亥年底。不过这不影响我的一个判断：两千年秦制线索在走到即将被埋葬的时候，其专制程度居然是处于帝制时代的历史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