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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做泗水亭长的时候，一次送劳工去骊山服役，路上人跑了很多，这是失职，是要被追究责任的，搞不好脑袋还得搬家，刘邦不上火，想得开，干脆把其他人的绳索全解了，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你们都逃命去吧，我也找个地方玩消失了。结果“徒中壮士原从者十馀人”，好多人都不愿走，最后和刘邦一起落草，这个押送官的亲和力可见一斑。 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为人处事路数，也决定了二人在社会中形成不同的圈子。刘邦的圈子会越来越大，项羽的圈子会越来越小，在楚汉对峙之中，许多最初跟随项羽的人都转而投靠了刘邦，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不光是古代，就是现代，项羽那样的人也吃不开。我们周边这样的人随处可见，不灵活，不懂得迁就和妥协，一味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最后领导不赏识，下属不买账，朋友也不多。刘邦这类人现在就更多了，这种人很吃得开，他们为人机敏，处事圆滑，和谁都嘻嘻哈哈的，让你没有距离感。他们还经常把人们聚在一起吃个饭，或是搞些别的娱乐活动，以进一步强化这种感觉。这种人在官场或职场中混，一般都会很快获得升迁。 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两个例子。80年代初，充实乡镇，A和B都成了乡里的招聘干部（就是不是正式的那种），每月挣着几十块钱的工资。A人老实，每次领了工资，便全部交给媳妇，小日子因此越过越红火。B的工资则全部让他请了客，老婆一分钱也别想看到，用他的话说，关系也是生产力，没这点钱家里也穷不到哪去。B的人缘因而混得很好。后来乡里选举，B被列为差额，愣是将县里内定的正式候选人给差了下去。不但转成了正式干部，还成了名副其实的领导干部。 差额就是差额，是必须要被差下去的，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这样弄的目的就是给老百姓看着玩的，显得民主，显得热闹，显得正规，谁也不让真的出现差额，一般具体操作者都要提前和代表们三令五申，指名道姓地说出谁是差额，然后告诉代表们，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看待这次选举，你们都是组织上信任的人，一定要保证组织意图的施行。也不知这是玩的什么游戏，人力、物力消耗不少，为的就是这个形式。 不按组织意图办事，出了岔子，就等于选举失控，是要追究操作者的责任的，而原本要被差下去的差额如果真的当选了，一般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你明显是和组织上过不去，那么组织上也会和你过不去，选举这事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总能找出你别的毛病吧？调你到偏远山区，或是让你到一个清闲部门任职，你不是能折腾吗？离你远点总可以吧？你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束了。可B不一样，工资高了，照样不拿回家，请上级吃饭，时不时送去点土特产、小礼物，最后领导们口气也变了，说我们搞差额就是要搞民主，群众选上来的干部素质就是过硬，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啊。 刘邦和B差不多，他能当上泗水亭长不是偶然的。 项羽起事之前，一直跟着叔叔、依靠叔叔，除了性格上的叛逆，他其实始终没有完全自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项羽都是在叔父的荫护下过活的。就是后来起事，他也是跟着叔叔一起干的，不是主谋，最多算胁从。这让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依赖性，他会把生活看得过于简单，把人和事想得过于简单。 项羽没有具体工作，因而也谈不上有什么社会经验，这让他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项羽也没有政治经验，他没有经历过政治的狡诈，也就没有政治上的成熟，这成为他后来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致命软肋，过分地单纯让他在面对阴谋和伎俩时手足无措，让他在后来的政治博弈中屡屡败下阵来。 而刘邦在起事之前，早已成了社会油子，不但有过多年的从政经验，还有过一段落草为寇、独挑大梁的经历。这些经验和经历很快便产生了社会效应，让刘邦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圈子。群雄反秦后，萧何、曹参拥戴刘邦为沛公，成为一支独立的反秦队伍，不管当时这支队伍的实力如何，战斗力如何，政治影响如何，刘邦一开始的地位就比项羽高，属于和他叔父项梁一个层面上的人物，尽管他后来投奔了项梁。 于是我们便有了另外一个问题：到底谁是野路子？ 在接受教育上，刘邦肯定是野路子，项羽是正路子。起事的时候，则正好相反。刘邦曾经为吏，曾经占山为王，被推举为首领也不奇怪。而项羽叔侄虽是世家贵族，却早已风光落寞，沦为普通百姓，那么他们的起事便和陈胜、吴广差不多了，是白手起家，是揭竿而起的野路子。 两个延伸的问题 由刘邦和项羽成长的路数，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两个延伸的问题： 一、环境的力量。 人的性格形成，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主观是天生的，客观即是环境的影响。人不是活在真空中，所以人离不开环境。环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人总是不知不觉中被它影响，有时还会被它左右。在某些时候，它甚至还可以改变人的先天性格。 我们看电视剧，常有这样的情节，说两个孩子在医院抱错了，农民的孩子后来成了富二代，另一个则在数年后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难生活，等后来DNA鉴定出来，又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团员相聚，却发现谁也不能适应新的生活。这就是环境的作用。 《射雕英雄传》中也有同样的情节，郭靖和杨康的父亲们都是牛家村的村民，杨康后来跟着母亲认了完颜洪烈，当上了大金国的王子，每天绫罗绸缎、锦衣玉食，日子过得富足、滋润，后来突然冒出来个农民爹地，杨康根本不能适应，他也想认自己的亲生父亲，可一穿上那些带补丁的衣服别提多别扭了。这也是环境的影响。如果他从小就穿带补丁的衣裳，也会习以为常的。 人也可以改变环境，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魅力，去感染周边。但环境一般来说是很难改变的，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适应环境。只有先适应了环境，未来才有可能去改善环境，否则你总是被环境所排斥，改变环境也就无从谈起了。 项羽和刘邦生长在不同的环境，所以也形成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以及不同的处事风格。这对他们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 项羽的家庭条件要比刘邦好。世代为楚国将军，属于官僚阶层，实权派，虽然后来落拓了，家底也依然厚实，威风和影响也依然存在。名将之后，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古人都很在乎这个，凡事讲门第讲出身，所以这是一个先天优势，否则项梁起事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了，再后来他也不会抬出一个楚怀王做幌子了。 环境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生。项羽每天都在祖上的风光笼盖下度过，影响不可谓不深。曾经的风光，会让他感觉高贵、自豪，也会让他变得高傲、正直。而如今的没落，会让他感觉失意、无助，也会让他变得躁动、坚韧。 相对来说，除了被楚怀王夺去兵权一节，项羽的人生一直很顺，他的理想很快得到实现，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项羽打败章邯后，威震天下，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那种受人顶礼膜拜的感觉让他无比满足。而这样的顺境也让他的个性越发张扬，进而让他做出愈发张扬的事来。 刘邦一直在逆境中摸爬滚打，做过小吏，出过苦差，混过吃喝，当过强盗，生活的磨练让他在识人更加敏感，在做事上更加老到。实践经验让他懂得一个道理：在社会上混，需要有人捧、有人抬。在进军关中的过程中，刘邦遇到很大阻力，但最后都因为有人出谋划策而遇难呈祥，这让他对谋士产生了依赖，对人才充满了渴望，从而形成了一个用人上的宽松环境，这让他受益匪浅。 二、力能扛鼎与手无缚鸡之力。 除了教育、经验、个性上的差别，项羽和刘邦还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就是身体素质。项羽力能扛鼎，力拔山兮，而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从来不帮家里干活，更不会早起跑步爬山练瑜伽，加上长期饮酒好色，身体素质好不到哪去。战场上的刘邦，更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跟项羽没在一个档次上。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别，实则对二人的人生发展至关重要。 人总是尽量规避自己的短处，彰显自己的长处。正因为项羽力大无穷、力能扛鼎，让他相信武力、崇尚武力，凡事喜欢靠武力去解决，让他在潜意识里产生了自己无所不能的假象，最后也促成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特别是在用武力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项羽对武力的作用更加深信不疑，进而演变成唯我独尊的霸气。这种霸气会让他变得过于自信，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刘邦身体羸弱，手无缚鸡之力，小时候打架估计也老挨揍。人的自身条件不行，就会想办法借助其他方面去弥补。比如一个骨瘦如柴的人老是被一个身高体壮的人欺负，几次鼻青脸肿之后，他就不会再傻啦吧唧地和他硬碰硬，而是想办法使阴招、下黑手、抡板砖、打闷棍，这样一来就不只是体力的较量了，还加了智力因素，毕竟随机应变也是智者的表现。刘邦同志就是这么干的。 在荥阳拉锯战时，有段对话，很能表现双方的性格。楚汉大军在广武一地对峙，相持太久，将士疲敝，于是项羽便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原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咱们俩别这么耗着了，出来一对一单干，谁赢了就听谁的，别因为咱们俩，让老百姓也跟着受苦！刘邦回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这话眯着眼捋着胡须说效果更好，根本不接项羽的招。 二人性情的不同，别人也是有看法的。在彭城时，楚怀王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宋义率领北上救赵，一路由刘邦率领西取关中。当时项羽不被怀王重用，被任命为宋义的次将一起伐赵。项羽想跟随刘邦一起西进，当时怀王的一些老臣都不同意，原因是“项羽僄悍，今不可遣”，这小子太猛，打仗太凶，不能让他去。而对刘邦的评价是，“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说他宽厚仁爱有长者风范，可以胜任。这种评价的得来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没来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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