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中西文明交融进入近代以来，当时的人们已留下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断论。“变局”一词，重在“局”而非“变”，即揭示了中西社会之“局”的不同。它与其说是两种社会的不同，不如说是两种统治者统治理念的不同。但由于历史有其延续的一面，后人解读中国清末历史，大都着重在“变”字上。脱离社会本质而去谈统治理念的变，以及在这种变的统治理念下的国家、社会的变，便是脱离了根本。也就是说，就中西而言，自古到今，人类社会具有相同的属性，相同的本质；而“变”字，由于它具有不确定性、因袭性，一旦条件适宜，便会呈现出它的复古性和倒退性。有一些历史学者以现实社会的标准去解读历史上清末近代的“变”字，更会对真实历史的社会属性的“局”产生误读，成为一种偏颇的史述。
　　
　　那么，中国清朝上溯的封建皇朝社会，具有怎样的一个“局”？
　　
　　人类历史告诉后人，在蒙昧封建中世纪时代，人类的想象力远远大于客观存在的、几乎恒古不变的自然界。这无论中西社会。人类把一切都拟人化。例如“侍死如侍生”，把帝王之死想象成进入另一个空间去享福，因而带入大量奢华的殉葬生活用品（甚至泥塑木雕了军队）；例如草木皆兵；例如山为神、月为神、太阳为神、星星为神，以及无数的神话故事。中西方中世纪文明具有相同的文化表现形态（就那个时代而言，不能否认其存在的积极作用）。因此，封建时代的清末上溯的中国帝王，把自己想象成“朕即国家”，他是横卧天下的巨神，君临天下。这是封建社会把权力者神化、圣化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天下”中，没有社会人，没有辛勤劳作、创造财富的芸芸众生，只有供其享乐、各有天命的小民属民。现在所说的“大国小民”，实际应该是“大君小民”。这个国，只是帝王的势力范围，而忠君思想、奸民思想、背叛思想便是由势力范围这一本意滋生出来的统治者理念。中国历史上北宋皇朝采取的著名的“强干弱枝”军事策略，便具有造神的意味，虽然暂时地有利于宋皇朝统治者治内排外的统治，成为一种无庸置疑，但它终久只朝着统治者意志的相反方向发展。强干弱枝的两宋皇朝，是中国历史上处于属国地位、朝贡辽国、金国的汉民族朝代。
　　
　　在相同的皇朝统治者理念中，造神运动没有中止，它一路狂奔，历史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极端地发展到了清朝末年中西文明交融之际，在统治理念（所谓社会秩序）上，成为了一种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局”，清末著名大学者梁启超把它称为“大梦”，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于是，“变局”发生了，具有中庸思想的儒学“天不变道亦不变”（几为废话式）观点中的“天”也变了；或者说，由千年帝王塑造的“天”和“道”，本来就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是两回事。这既是一种时代性的人类认知局限的蒙昧，又是因有利于帝王统治而延续成的中国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