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虽有中心意识，但中国观念尚未形成。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制，给诸侯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之国。《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就是这样的中央之国。

　　近人柳诒征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尚书·禹贡》篇，但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再往前就没有证据了。

　　“五服”是《禹贡》里的天下观，经营茫茫禹迹中的九州，这种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天下观，似乎是新王权对神州大地所作的区分和安排，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明显是周人以文化想象力设计的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中国绥服四方，靠什么呢？靠封建制。当封建制用“五服”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因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故行武卫，奋武以卫天子也。如果把“五服”通俗化，有点像今天的北京从二环到六环，二环以里就是中央之国。

　　周初分封，要求鲁、卫两国，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齐、晋两国，因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奋武卫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绥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绥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则羁縻而已。

　　周初就这样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武王后的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周公的封建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略，以中国为中心，经营天下，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礼，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