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一个战争频频的动荡时代，因为年代久远，那时发生的多次战争，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有一场规模并不算大的战争，不仅被记录了下来，而且还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地议论了二千多年。这场战争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没有什么值得后人学习的兵法谋略，人们之所以忘不了这场战争，仅仅是因为败方统帅总结出的战争指导思想，让后人讥笑了几千年。这位被人当做战场笑料的统帅就是宋襄公，他领导的军队被人笑骂为蠢猪似的仁义之师，他指挥的这场泓水之战自然成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大笑话。人类社会经过无数次的战争杀戮，在尸山血海之中才艰难地跋涉到了今天，可是，当我们站在现代社会文明的顶峰上蓦然回首之时，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面对宋襄公，我们只能感到有些脸红和羞愧，原来蠢猪宋襄公也有可爱处！

　　公元前638年的冬季，宋楚两国在泓水边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的形势是楚强宋弱。战争开始时，形势对宋军非常有利，宋国军队已经摆好了阵式，楚国军队还没渡过泓水。这时大司马子鱼请求宋襄公下令乘机突袭楚军，可是宋襄公不同意，等到楚军全部渡河尚没有布阵成列的混乱时刻，子鱼再次请求宋襄公下令进攻楚军，宋襄公依然不答应。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贴身护卫全部战死，宋襄公本人大腿也中了一箭，第二年就因箭伤而丢掉了生命。

　　贻误战机，最终导致宋军惨败的宋襄公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国人的责难。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这场不起眼的战争也许会很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事情奇就奇在宋襄公听到责备后，既没火冒三丈，也没狡辩推诿，反而堂而皇之的诠释了他奉行的这次战争的指导思想，宋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君子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捉拿头发花白的老人。不在地势险要的地方阻击敌方，我虽是商朝亡国的后代，但是不进攻阵式没有布好的敌军。在你死我活厮杀的战场，居然还会冒出处处为敌军着想的仁慈温馨的作战思想，这真是古今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谈怪论，难怪立即遭到了司马子鱼的严厉批驳。子鱼说：君王不懂得作战，敌人无法在险要地方布阵，这是上天在帮助我，在战场上面临的对手，都是我们的敌人，何必考虑他头发是否花白呢？作战的目的就是杀敌，敌人受了伤而没有死，为什么不可以再伤害他一次？紧接着子鱼又用了二个强有力的假设句，堵死了宋襄公幻想对敌军施仁义的最后退路：“假如可怜敌人的受伤而不去再次伤害，那应该一开始就不伤害他，可怜敌人中头发花白的老人，那应该一开始就向他们屈服。”《左传》作者在《子鱼论战》这篇历史名篇中记录下了这段对话。从此以后，子鱼论战成了传世名言，宋襄公的仁义成了后世讥讽的笑柄，蠢猪的帽子，宋襄公一戴就是两千多年。

　　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战争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社会蹒跚前行。战场实质就是杀人的竞技场，谁杀人手段更凶狠，杀人手法更巧妙，谁就是这场较量的赢家。这里绝不容许存在半点仁慈和温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世人骂宋襄公的战争观是蠢猪式的仁义之师，一点也不冤枉。宋襄公给予对手的宽容和仁慈如果用在治国上，他肯定是一位明君，假如他是秦始皇，绝不会二世而亡。宋襄公位列春秋五霸之一，也正因如此。孟子曾经说过：“春秋无义战”，宋襄公宽容的楚军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楚军和宋军的士兵都有同等的生命价值。如果全世界都是宋襄公，交战双方都讲仁义，守规则，那么在战场上一定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杀戮，挽救许多不该死的生灵。可惜，这一切只能是永久的假设。因此，宋襄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做了一件利人害己的错事而已。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社会遵从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们信奉的是成王败寇的强权政治，大脑里固守的是非白即黑的逻辑思维。“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对战争残酷性最生动形象的描述。我们如果抛开战争的道义等因素不谈，请问历史上的英雄名将，哪一个不是矗立在尸山之巅，漂浮在血海之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则变成了一组组冰冷的数字。除了宋襄公之外，还有谁关注过这些数字里有多少重伤和二毛？人类社会从战争的腥风血雨中，艰难的挣扎到了今天，人们才从无数次的杀戮里逐渐省悟过来，即使是残酷的战争，交战的双方也应该遵守一定的规则。如果战争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只以杀人为唯一目的，那么，人类最终只有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因此，今天的国际社会才会出现对交战双方进行严格约束的各类公约。最着名的就是《日内瓦公约》，该条约对交战双方的伤员战俘所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远比宋襄公要仁慈宽容，现代化战争严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严禁生化毒气等等，这早已形成了国际共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对交战双方的限制和约束会越来越紧，越来越严，从而达到最终消灭战争，迎来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现在，我们回首两千年前的宋襄公才恍然大悟，宋襄公蠢猪式的军事指导思想，原来蕴藏着人道主义光辉！

　　人类经过无数次杀戮，付出了亿万条生命的代价之后，才发现蠢猪宋襄公也有可爱处：是他早在二千年前就提出了在战场上也应有君子之风，仁爱之行。无论在何时何地，人们都要尊重生命的价值，哪怕是战场上的对手，也要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这就是宋襄公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我想，假如诺贝尔和平奖改变了颁奖规则，可以授予古人，那么宋襄公完全有资格获此殊荣。现在，我们该不该为宋襄公摘下蠢猪的帽子，弯下强权的腰，向他鞠躬致歉呢？